據多倫多太陽報報導，維格諾2月9日在國際治理創新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舉行的一個視頻會議上發表的這一看法。他表示，加拿大經濟的各方面都成爲了敵對外國政府攻擊的目標， 其中他最關注的是中共和俄羅斯，因爲這兩國政府對加拿大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
來自於中俄政府支持的行爲者對加造成巨大傷害
他介紹說，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多年來一直觀察那些敵對政府支持的、持續的、老練的威脅行爲，而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間，他們這種威脅行爲頻率和老練度都在上升。他說：“這些各種形式的、受到政府支持的行爲者對加拿大的敵對行動嚴重危及加拿大的繁榮和主權。”
他表示，全球化和快速的技術革新也是造成這些敵對行爲增多的部分原因。他說：“這些敵對行爲在加拿大一直存在，但是由於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其規模、速度和範圍及影響都在增加。
他舉例說，這些敵對國家會利用加拿開放的社會環境，以一種非互惠互利和不支持公平競爭的態度， 侵略性地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方式，推動其自己的經濟、情報和軍方利益。
他認爲加拿大經濟領域中，最容易遭到這些外國行爲者傷害的是生物製藥和健康、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航天航空等領域，因爲這些領域的技術往往是由一些小型初創公司研發的， 這些公司往往安全保護程度不足，同時可能更需要尋求與其他機構或個人合作，而在這一過程中非常容易被其他國家利用。
他說：“過去間諜主要是集中於竊取加拿大的經濟、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 這些情報雖然現在對於間諜仍然很有吸引力，但是我們今天的敵人關注更多的是，我們的小型創業公司電腦系統上、合資公司董事會上，以及大學實驗室中存儲的知識產權和先進的研究成果。這些機構經常會被攻入並遭受損失。”
他強調說，這種敵對國家行爲者還通過招募公司僱員、前僱員、學生、教授、合同工和生意合夥人，以進入一家企業的IT網絡來從事非法活動。他舉例說：“一個內部人員可以遵從敵對行爲者的命令攻入一個系統並製造傷害，或給該系統開一個後門允許他人進入，他們還可以直接盜竊信息或通過一個U盤將一家公司的機密帶走。”
COVID-19疫情所催發的快速變化而動盪的環境也爲那些試圖給加拿大造成傷害或推動他們自己利益的國家提供了成熟的條件，這導致一些極端主義者持續使用網絡平臺招募其他人，並散佈關於COVID-19疫情的仇恨言論， 反政府言論和陰謀論，以爲暴力行爲找理由和將暴力行爲合理化。
他說：“我們還看到利用網絡工具盜竊敏感信息，從事勒索軟件攻擊和造成破壞現象的增多。”
他強調，雖然暴力極端主義一直對加拿大安全構成持續的威脅，而且也是安全情報局主要關注的一大問題，但是（中俄）這些外國政府的這種敵對行爲對加拿大國家安全也構成最嚴重的戰略威脅。
他說：“調查顯示，這種行爲危害了加拿大知識型經濟，對加拿大公司造成巨大傷害，這非常令人遺憾。當我們國家最新的技術和知識遭到盜竊時，我們國家就失去了未來。”
中共還在加拿大打壓異議
加拿大聯邦官員曾經表示，中共在加拿大以一種隱祕和欺騙的方式施加影響力以尋求實現其戰略目標；而且中共和某些外國定期通過各種政府機構和非政府代理人來威脅和恐嚇本國在世界各地的僑民，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中共當局的‘獵狐行動’， 該行動聲稱在打擊腐敗， 但是‘也被用於針對和噤聲政府的異議人士’。
維格諾說：“那些遭到威脅的人往往缺乏自衛的資源，也不清楚他們可以將這些問題上報給包括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在內的加拿大當局。”
他因此強調了五眼聯盟和加拿大內部合作的重要性。他說，因爲類似於五眼聯盟這樣志同道合的聯盟正在聯手保護盟友的利益；而加拿大公衆，企業領域和學術界也有責任聯手以一種更廣泛的社會方法，應對這種國家安全威脅。
他說：“在當今不斷變化的威脅環境下，政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必須共同努力，以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
“無論是暴力極端分子、間諜還是外國干預，這些威脅都並非某一個政府部門或機構可以獨自應對的，如果我們想有效地遏制這些威脅，我們必須建立政府之內和之外的戰略伙伴關係。”
他還認爲，過去那種認爲情報機構和個人隱私權是相牴觸的，只能夠允許情報機構監視民衆，或者允許個人保保留全面的隱私權的看法過於簡單而且有害，他說：“加拿大人應該在這些問題上進行更有活力、更成熟的討論。”
報導表示，雖然維格諾以前曾經在國會委員會中介紹過俄羅斯和中共在加拿大的隱祕敵對行爲，但是這是他首次公開提及這兩個國家對加拿大構成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