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今日（2021年1月1日）的報導中，形容博圖斯的2020年過得“如同一場風暴”。
1月初，博圖斯在臺灣報道大選，月底趕赴武漢報道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達武漢的幾個小時後，武漢宣佈封城。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見證了毛時代以來中（共）國對外國記者最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多名美國駐華記者被迫離華；8月，中共國營電視臺澳籍記者成蕾因“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被抓。
隨後，博圖斯也成了新聞人物。他經歷了七名中共國安警察午夜造訪，並接到澳洲駐華使領館人員建議迅速離開中國的通知，但是卻被中共當局通知不得出境，隨後他進入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尋求庇護。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金融評論駐上海記者邁克·史密斯經歷了和他同樣的事情，史密斯進入了澳大利亞駐上海總領事館尋求庇護。
經過澳大利亞外交部與中共當局的周旋，兩位記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接受中共國安人員的問話，之後被允許離境。
博圖斯回顧五年的駐華記者生涯，他說自己是幸運的。
“我回國了，我在澳大利亞，我沒事，但是中國媒體領域今年有很多人受影響，”他用中文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
談起在中國的工作經歷，博圖斯說，多年來，駐中國的外媒記者都認爲，他們的微信、手機是被監控的。
他說：“有幾次我們用微信安排一個採訪，接受採訪的人可能會有國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們的家，去他們的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準備跟澳大利亞媒體做個採訪。我們勸你別這樣做。他們怎麼知道的？肯定是監控的。”
他表示，在中國找尋採訪對象變得越來越艱難，原本敢於發聲的一些體制內學者現在都不敢公開表達觀點。極少數願意接受外媒訪問的學者說出的話都和中（共）國外交部如出一轍。
除了來自官方的壓力外，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也在加劇。去年他在深圳街頭採訪民衆何看待香港抗議，一個90後小夥子直接對他說：“我不想接受你們的採訪，你們就想抹黑中國。”
這樣的話博圖斯經常聽到，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小夥子竟然向附近的兩個警察舉報這裏有外媒記者。
他指出，相比外籍記者的困境，那些在外國媒體工作的中國籍員工處境更令人擔憂。“我聽過很多故事，警察可能對這些中國員工說，你記得你是中國人，你必須聽我們的話，你不是外國記者，你沒有外國護照。”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長期受僱於外國媒體機構的中國籍新聞助理告訴美國之音，外媒中國僱員的日子一向不好過，最近兩年更是尤爲艱難，被警方騷擾、“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飯。
她披露，她的第一次“喝茶”是被騙出去的。國保假裝是她的房東，騙她到指定地點盤問多時，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報道，接下來有什麼計劃。警方還試圖打探外籍記者的喜好，希望掌握他們的動向。
甚至她的父母也受到威脅，“我很生氣，我爸媽幹嘛了，你爲什麼要扯上他們。我覺得這是很卑鄙的行爲。”
她說，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她和早些時候被抓捕的成蕾、範若伊都認識。這一連串事件在震動這個小圈子的同時，也讓大家都感到恐懼。
範若伊是彭博新聞社北京分社中國籍女記者，和成蕾一樣，也是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遭中共警方逮捕。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輪上了，比方說你做了新疆的報道，參與了香港的報道，在政府眼裏肯定是一個敏感話題，是一個刺頭嘛，你是很容易被他們抓到把柄的，”前述要求匿名的中國籍員工說。
世界兩大記者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和“無國界記者”指出，在2020年，全球範圍監禁新聞工作者問題的嚴重程度創下歷史新高，中國在這方面穩居世界第一。
“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說，外媒是現在僅存的監督中共政權的見證者，也因此是隻需要正面宣傳的中共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
自博圖斯和史密斯離開中國後，澳大利亞自197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沒有一名駐華記者的境況。博圖斯說，駐華外媒記者的離開只會讓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民衆間瞭解和溝通變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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