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日前報道說，中國紅十字會有着人們熟悉的紅白標誌，看起來就同任何一個紅十字會組織一樣，在世界各地以政治中立和獨立的姿態奔赴災難現場，部署醫療人員，籌集資金。但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中國紅十字會是由中國共產黨扶植、資助和掌管的——這使它實際上成爲一個政府部門。
運轉失靈 效率低下
報道說，在疫情爆發的中心武漢，該機構的官員很快就在官僚主義、相沖突的指令和混亂之下失去行動力。數日來，數千萬美元的資金沒有得到使用，一堆堆的防護裝備躺在一個龐大的倉庫裏，與此同時，絕望的醫護人員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與病毒作鬥爭。
報道指出，政府施加的層層官僚主義和政治指令，延緩了該組織在危機中的反應。較小的分會需要上級分會的批准。組織內部的黨員控制員工。而且，紅會跟中國許多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一樣，它的官員通常缺乏現場專業知識，再加上集中的權力造成了現場決策的延誤。
例如在武漢，該組織沒有物流網絡來分發物資，卻不願讓其他組織提供幫助。武漢從1月23日開始的封鎖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紅會難以找到車輛來提貨。地方政府控制着紅十字會對醫院的援助分配。網絡上廣泛流傳的視頻顯示，幾名醫務人員在武漢一個龐大的會展中心外焦急等待收取捐贈的醫療用品。該中心擺滿了箱子、口罩、防護服和其他防護裝備。紅會遲鈍的反應很快引起了強烈抗議。
侵吞善款 私挪物資
報道指出，紅十字會是中國最富的慈善機構之一，在發生災害的時候，中共政府在慈善捐贈方面讓紅會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此次疫情中，數千萬美元的捐款紛至沓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捐款70萬美元，路威酩軒集團(LVMH)捐款230萬美元，本田汽車(Honda)捐款14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紅十字會。它幫助共產黨控制突發事件中的公衆捐贈，讓北京來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錢。
1月30日，紅十字會表示捐款中籌集的超過5600萬美元僅使用了760萬美元，公衆的憤怒情緒隨之上升，
美國的資深公益活動人士楊佔青先生對自由亞洲表示，“這種現象一直存在。從汶川地震開始的很多類似這種大災大難，紅會有這種特權去發出募捐、接受善款。然而資金非常不透明，本來應該專款專用，比如這筆用於疫情、那筆用於地震，沒用完的錢按道理應當退回，用在其他地方也要公示，但最後都不了了之，時間一長人們也就忘記了。所以每次捐給紅十字會的鉅額款項，只是象徵性的發一些，剩下的不知去處，就是一個黑洞。”
武漢市漢口醫院的常樂醫生在網上爆料指，有捐贈者向該醫院送去了1萬個N95口罩，但卻被紅會重定向到其他地方，取而代之的是紅會給的一些不合標準的用品。
他在微博上發帖質問，“我就請問武漢紅十字會，定向捐贈的物資，你們憑什麼可以自行分配？”
紅會公開發佈的數據還顯示，該組織向兩家不治療中共病毒患者的醫院捐贈了3.6萬個口罩。網上還流傳着一段視頻，顯示一名男子在武漢市的紅十字會倉庫裏將3M口罩裝進政府牌照的汽車中。
同時還有志願者披露，被要求用紙筆代替電腦記錄捐贈，有人在提出建議改善流程後被踢出了紅十字會的聊天羣。
紅會的黑箱操作重新喚起了人們十多年來對紅十字會的批評。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中國紅十字會募得大量捐款，紅十字會職員對中共央視表示需款一千多萬元買一千頂帳篷，遭到民衆質疑，爲何帳篷要貴到一萬元一頂。
2011年4月15日新浪微博上流傳出一張付款單位爲“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的金額高達9859元的餐飲發票照片，引發信任危機。
2011年6月21日認證身份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絡上炫富，更是令民衆對紅十字會的信任跌至谷底。
事件過後，捐款驟降了約60％。有網民直指紅十字會是“黑十字會”，是喝光人身體最後一滴血的魔鬼。
壓制民間團體
紐約時報說，紅十字會的主導地位限制了可能挑戰共產黨的獨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自由亞洲引述楊佔青表示，“中國紅會的存在導致很多真正的公益機構無法去做事，募捐只能由紅十字會發起或經其同意。紅會對外援助雖然以民間的名義，但它與民間沒有任何關係，完全由政府操縱。所以中國紅十字會其實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遮羞布，並通過它來打壓NGO組織。”
他披露，在武漢疫情中，如果NGO組織或者醫院想發佈募捐信息，都要經過紅十字會同意，“中國紅十字會也就要雁過拔毛，與它合作的公益機構，紅十字會都要從中提成，還要收10%的管理費，這是公開的祕密。紅會還私下里倒賣物資。”
中共大外宣工具
紐約時報指出，隨着中國共產黨希望將影響力擴大到海外，紅十字會也有相應行動。
如三年前，紅十字會建立了“絲路博愛基金”(Silk Road Fraternity Fund)，旨在向從東亞到歐洲的一些“一帶一路”計劃的重點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服務，以此來促進這一計劃的實施。
在此次疫情外交中，也遵循着類似的遊戲規則。在紅十字會向世界輸送醫療物資及派遣醫務人員的過程中，中共媒體對該組織的員工大肆宣傳。
但是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共的這種宣傳產生反感。天主教亞洲新聞通訊社主編貝爾納多·切爾韋萊拉神父（Father Bernardo Cervellera）在一篇題爲《中國爲意大利送來口罩；但言論自由被窒息》的文章中寫道：“這種大聲喧嘩的友誼給人的印象是，北京正試圖掩蓋它對還在發生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肺炎爆發的緊急情況應該獨自承擔的責任。 ”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歐盟-中國關係專家安德魯·斯莫爾表示，歐盟最初對中國的好感已經消失。中共政府近期確實加強了將疫情政治化、宣傳以及散佈純粹的虛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