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國際法規背道而馳
聯合國大會1992年通過第47/133號決議《保護所有人免受強迫失蹤宣言》，並在2006年通過採納《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宣言》強調：“違反其本人的意願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綁架，或剝奪他們的自由，隨後又拒絕透露有關人員的命運或下落，或拒絕承認剝奪了他們的自由，結果將這些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
這一公約旨在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這一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然而，中國至今仍未批准該公約，並似乎正將強迫失蹤常態化。2012年，中國通過修訂《刑事訴訟法》，引入第73條規定，將強迫失蹤的合法性寫入了國家法律。這一行為不僅公然踐踏人權，還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等國際法規背道而馳。
鑒於世界各國和地區涉及強迫或非自願失蹤，特別是構成強迫失蹤行為中遭逮捕、拘留和綁架事件的持續增多，聯合國大會2010年通過一項決議，確定8月30日為“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紀念日”，並於2011年開始紀念。
徹骨的悲痛和頑強的抗爭
就在紀念日到來之前，中國人權律師王宇在前往蘇州參加人權律師余文生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庭審途中，再次遭遇強迫失蹤。
王宇律師的丈夫包龍軍告訴本台，雖然王宇在消失11個小時後與家人取得了聯繫，然而這已不是王宇的第一次“被失蹤”。他指出，當局對強迫失蹤這種打壓手段的普遍應用，凸顯了中共警權無限擴大的現實。
“我感覺，就是用恐怖手段來統治一個國家的行為，（強迫失蹤）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你要是稍微不順從，他們（中國當局）馬上就以公權力強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為了維護某種他們認為的穩定。”他說，“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權力腐敗和權力暴行。”
包龍軍說，強迫失蹤是中共當局打壓異議人士的典型手段，回溯過往歷史比比皆是。但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這種非法手段的應用愈發變本加厲。他說：“這就是權力大於法律、公權力的恣意妄為，因為缺少監督和制衡必然產生的後果。”
人權律師高智晟的案例更為觸目驚心。被譽為“中國良心”的人權律師高智晟於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蹤，外界至今仍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強迫失蹤受害者紀念日”當天，高智晟已經“被失蹤”7年零17天。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無音訊的狀況時，幾度痛苦大哭。她說，高智晟只是逼迫統治者回到法律層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統治國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說：“像高智晟這次失蹤，7年零17天，沒有任何消息，沒有任何說法，不管是口頭的、書面的都沒有。（中共當局）還用整個國家機器對付像高智晟這種說真話、為人民辦事的人。”
耿和說，目前不僅高智晟生死未卜，他們的整個家庭都受到株連，甚至全家人的身份證也都被當局沒收：“全家人的身份證早早都是沒收了，不低於十五年。給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醫、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說白了你就不能出門。”
她還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親眼目睹中國當局破門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長期生活在恐懼中，長期的心理壓力導致精神恍惚，不幸於2020年5月輕生。而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領取處方葯時，都需要前往有關部門把身份證“借”出來，但這期間所受的種種羞辱令人難以啟齒。最終，耿和的姐夫也因不堪壓力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耿和說：“我到美國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來一直不斷地去尋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話，這十五年來這一次通話就是斷絕關係。”
她哽咽着說，她和母親也只通過一次電話。即使在她母親患老年痴呆症期間，她的母親還安慰她說“你不要着急，我給你去找小高。”她說，但斷絕關係並不能保護國內的家人，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家人連附近的公園都無法通過識別身份證進入。
國際人權組織：遭中國政府強迫失蹤的公民可能至少有四萬例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許多中國維權人士和人權律師也面臨著相似的命運。
中國大陸良心犯數據資料庫顯示，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錄高智晟、彭立發、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三十三位人士處於強迫失蹤狀態。
與此同時，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遭中共政府強制失蹤也已29年。
而獲釋不久的公民記者張展近日因為人權事業奔走再度被失蹤，“無國界記者”組織等國際人權組織也對她的失蹤表達關切。
中國人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活動人士之一丁家喜2023年被中共當局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2年。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告訴海外媒體，丁家喜在2020年也遭遇了強迫失蹤。
“我之所以這麼關注強迫失蹤，當初我的先生被失蹤了6個月，這6個月沒有一點消息的時候，我作為家人我都快瘋掉了。” 羅勝春哽咽地說：“而且他在6個月當中受到的酷刑他跟律師講了，我們跟聯合國彙報了，一點說法都沒有。聯合國給中國政府發一個調查函，中國政府敷衍一句：‘他所有的權利都得到了保障’，就一筆抹消了他受到的所有酷刑。”
羅勝春表示，她至今仍在為丁家喜在強迫失蹤期間受到的酷刑奔走申訴。她說：“我不會放棄，也不敢放棄。”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曾指出，截至2021年年底，遭中國政府強迫失蹤的公民可能至少有四萬例。然而，由於當局採用的強迫失蹤手段多達留置、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等六種而難以全部追蹤，實際被強迫失蹤的人數可能更多。
來自國際社會的聲音
國際社會也對中共政府濫用強迫失蹤的行為深表關切。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8月30日當天通過聲明表示：“強迫失蹤是一種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受害者往往因為持不同政見或倡導人權和民主而成為被針對的對象，並因此遭受無限期拘留或失蹤的創傷。被強迫失蹤者的家人也遭受巨大痛苦，不知道親人在哪裡，也不知道他們是生是死。強迫失蹤給受害者及其家人帶來的痛苦是難以想象的。……今天，我們緬懷世界各地這種做法的受害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的宗教和少數民族成員、律師、活動人士和其他人成為攻擊目標；……美國敦促各國政府制止這種做法，追究肇事者的責任，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通過聲明敦促中國政府停止使用強迫失蹤，簽署並批准《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CPPED）。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也呼籲中國政府，終止西藏的強迫失蹤行為。
外界注意到，中共當局目前不僅繼續無視聯合國關於要求其批准《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的呼籲，還一直對聯合國強迫和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WGEID）的訪問請求置若罔聞，包括於2022年1月7日的最近一起請求。截至今年5月，根據該工作組的記錄，在中國仍有144起未解決的強迫失蹤案件。
另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年5月發布的公告顯示，經過1月對中國人權紀錄最新一輪普遍定期審議 (UPR) 後，該機構提出了428項建議，中國政府拒絕了98項建議。而這98條被拒絕的建議中，就包括要求中國政府停止通過強迫失蹤打壓異議人士。
人權團體“人道中國”負責人周鋒鎖表示，“在中國的這種作為（強迫失蹤）就像國家恐怖主義，經常用這種手段讓人民產生莫名的恐懼。” “孫文廣教授現在基本上可以認定已經去世了，但是連去世的消息家人都沒有辦法確認。這種‘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情況，在中國有很多。”
周鋒鎖認為，國際社會寄希望於中國市場經濟自由化掀起民主浪潮，從而可以促進當局改善人權的願望，已經不適用於當今局勢，他說，“國際社會不能對中共有任何幻想。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施加壓力，讓那些失蹤的人被外界記住，這也是我們幫助這些被失蹤的人最好的方式，也是反抗鎮壓最好的方式。”
（文章資訊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