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2年12月6日】（本台記者贺景田綜合報導）12月6日，中共為江澤民舉辦追悼會。對於他的死，西方國家反應冷淡，中國民眾也認為作為歷史罪人和劊子手，江不配國葬。曾擔任趙紫陽智囊的政治和歷史學者吳國光指出，江是中共權貴主義總工程師。對於中國普通百姓而言，其所謂的教育和醫療改革徹底斷送了他們讀書改變命運和病有所醫的希望。
西方國家對江澤民之死反應冷淡
根據中共官方消息，12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會堂舉行江的追悼會。當天中國全境停止公共娛樂活動一天。全國民眾還被要求默哀三分鐘。
不過，西方國家對江澤民之死反應冷淡，與中共官方的“高規格”形成對照。
中央社引述港媒報導指出，從江澤民與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死後的全球反響來看，江澤民的國際影響力似乎稍遜一籌。
根據官方報導統計，江澤民死亡至今，先後發出電函或發表講話表示哀悼又或到當地中國使館弔唁的外國領袖和國際組織領導人有70多位。
但對照25年前鄧小平逝世的國際反應，可以發現這次西方國家的反應相當冷淡，除美國駐中國大使勃恩斯（Nicholas Burns）在推特上發了幾句話表達哀悼外，G7國家中只有日本首相和德國總統有致唁電，大部分歐洲國家和澳紐兩國領袖沒有反應。
大紀元專欄作家周曉輝12月5日撰文指出，這其中尤以綜合國力最強大的美國最為引人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美國國務院、英國首相蘇納克、印度總理莫迪等均未對江的死亡表態。
不過，中共首度安排包括美、英在內的120國駐華使節到外交部致哀，明報報導指出，這堪稱是一種「逼迫」表態的創舉。
中共權貴主義的總工程師
BBC中文12月6日報導，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形容江澤民是“共產黨權貴主義中國總工程師”，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結果就成了“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狂歡節”。
他在一檔節目中表示，中共政府正式提出關於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是在1986年7月10日，也就是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始自1986年“鄧胡趙”執政時期。
這裡表達的意思很明確，江並不是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什麼“功臣”，而是為中共權貴鯨吞中國國家財富開了方便之門。
在社交媒體推特上，一則留言寫道，在悼念江澤民的人中，很多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獲利者。
北京某大學一位不便具名的計算機專業學生12月5日對大紀元表示，江踩着“六四”學生的鮮血上位，是中共法西斯集團罪犯，應該上絞刑架，不配國葬。
前中共外交官韓連潮表示，“江澤民不值得懷念”。
他在推特上寫道“江澤民終於死了，有人覺得和習近平相比，他算好的。我認真研究過江其人和政策，認為他不是好人。”
韓連潮指出，江澤民“作惡多端，腐敗鄙俗，故作風雅，是當下中共全社會監控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對法輪功和其他宗教的迫害血腥殘忍，他是個犯下反人類罪的罪犯”。
胡春華若晚生幾年還能上大學嗎？
在有些人眼裡，江澤民是中共的一個改革者。但在一些學者看來，江澤民的所謂改革是一種讓少數中共權貴狂歡、大肆享受福利，而成本卻讓升斗小民來承擔的惡政。
以現任中共副總理胡春華為例來說，胡1963年4月出生在湖北省五峰縣漁洋關鎮馬岩墩村，出身貧寒，但學習優異。他在1979年夏16歲時以全縣文科狀元考上北京大學。這或許就是胡春華從窮苦人家子弟最終當上中共副總理的起點。胡儘管在中共二十大出局，也是演繹了一出“寒門出貴子”的戲碼。如果胡晚生幾年的話，在江澤民時代考大學，這個戲碼可能就會改寫。
1998年，江澤民任命從未從事過教育工作的情婦陳至立為教育部長。2003年，在江澤民的操控下，陳成為主管教科文體的國務委員。“教育產業化”的做法貫穿於陳主管教育的任期。
2004年7月《新聞周刊》曾披露，當時中共為了轉移自己向教育投資的壓力，一度提倡“教育產業化”，使教育掙錢成為大陸學校的普遍風氣，間接造成了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
所謂“教育產業化”，就是宣揚要像興辦工商業一樣興辦國民教育，要像辦企業一樣辦學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的產品必須商品化、市場化，並以盈利為目的。
一般認為，中共開始推行“教育產業化”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江澤民以“貪腐治國”為政策，陳至立在1998年任教育部長後，“教育產業化”泛濫。學校、教師等以各種名目搞錢，發展“三產”，學費直線上漲。
2003年，中小學教育成為大陸僅次於房地產的第二大暴利行業。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估計，從1993年到2003年教育亂收費從中小學生家長的口袋裡颳走了2,000多億元。大學在10年間學費猛漲約20倍。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
署名“陳洛”的網民2019年11月1日在網站《知乎》發文稱，教育產業化是1999年提出來，一直爭議不斷，弊端不斷湧現，至少目前官媒都沒有大力提倡鼓勵教育產業化。
陳洛寫道，現在的部分學校老師都忙着撈外塊，老師們都忙着搞有償課外培訓了，學校正常教書倒成了副業，好老師都被XXX教育集團或貴族學校高薪挖走了，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平等，結果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高校更甚，老師上課還不時推銷各種輔導書，各種培訓班，老師還有接課外私活，把學生當廉價勞動力，高校後勤外包給社會公司，說好了學生伙食能降，結果社會化後伙食越來越貴，學生宿舍外包後，也是亂象頻現，天價學生宿舍都出來了。好好的象牙塔，結果充滿了銅臭味。
經濟學家郎咸平指出，中共的教育改革是最為荒謬的一種改革。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是不能走市場化和產業化之路的。因為市場化是通過價格機能，使得供需平衡，然而，教育本身則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把市場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的結果就是，學生要花更高的學費才能進大學。但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沒有政府大規模的貸款制度來補貼窮人，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化的結果是讓很多的農村青年不是因為成績不好念不起大學，而是因為沒有錢念不起大學。
郎咸平表示，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但中國沒有這種配套措施，隨便把市場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裡面，這是一個改革成本由全社會最為貧窮的人來承擔的荒謬改革。
醫療產業化讓窮人看不起病
陳至立1998年任教育部長掌管中國教育大權，十六大後任國務委員，主管教育的同時分管衛生。而“醫療產業化”，就是在陳的推動下實施的。
中國的所謂醫療體制改革，即將醫院“市場化”，早在江澤民主政的1999年就已經開始，其時中共衛生部長是張文康。張文康是江的心腹，在1990年隨時任江澤民進京，擔任江的保健醫生並任軍方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1993年任中共衛生部副部長，1998年升任部長。
2003年“薩斯”爆發後，張文康在4月下台，由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長。同年3月，在江澤民乾政安排下，陳至立升任分管衛生的國務委員。
美國之音2006年9月18日以“中國醫療保健制度生了大病”為標題報導說，隨着中國改革的進行，中國的醫療保健制度狀況越改越對公眾不利。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抱怨如今的醫院和醫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宰人。
當時中國百姓流傳這樣的順口溜：“醫療改革，就是要你提前送終。”“今天攢，明天攢，攢了一把大雨傘，病如一陣大風來，一下全部都吹翻。”這反映出中國公眾對中共的醫療改革的基本評價。
時任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的葛延風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據中共衛生部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中國老百姓當中49%的人有病不敢去醫院，29%的人該住院不住院。
據中共官媒統計，國家財政每年撥款的醫療支出85％是官員用。國家財政撥款的醫療支出，每年高達700億元。這項支出的85％，花費在有病的850萬中共黨政幹部身上；剩下15％的大部分為公務員提供醫療，到老百姓身上就是毛毛雨了。
據中共監察部、人事部透露，在國家財政撥款的醫療支出中，僅黨政幹部（縣團級以上），每年醫療支出（一項）的花銷就高達500億。全國黨政部門幹部身患重病的，有200萬長年病假，其中40萬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度假村、療養院。
江澤民這些所謂的“改革”都是讓中共權貴享受巨額福利而成本由全民承擔的惡政。正是從江澤民的教改和醫改開始，中國窮人開啟了讀不起書、看不起病的苦難。
責任編輯：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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