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出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和2017年更新出版的《國家器官》（State Organs：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兩書的作者、加拿大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政府主管亞太事務的國務部長、加拿大眾議院人權律師喬高（David Kilgour）應邀參加了研討會。他倆曾因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調查而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提名。
謝伊在研討會上表示，由於共產中國並非依法治國，而且中共的非人性化管理，導致活摘器官的罪行不僅發生在法輪功學員和新疆維吾爾族人身上，還可能發生在任何中國人身上。麥塔斯表示，源自於中國的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的現實表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免受中共罪惡的傷害。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2006年被公諸於世
喬高在會上介紹說，2006年蘇家屯一位眼科醫生的前妻安妮在華府公開表示，她前夫在蘇家屯從事眼角膜摘除手術。遭到“活摘”眼角膜的法輪功學員在他們所有的其他器官被摘除後，屍體被火化。
安妮的前夫在一次看到受害人身上帶的法輪功徽章後，就開始經常為這件事情做惡夢。當時他已經摘掉了3,00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他們夫婦隨後先後逃到了美國。
喬高和麥塔斯在知道這一消息後，在追查國際組織的請求下，著手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喬高介紹說：“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在長春將法輪功傳出後，到21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有大約7,000萬至1億法輪功學員。幾乎每一座中國的城市和每一條中國的街道上，都有法輪功學員，甚至在紐約的總領事館都有人修煉法輪功。”
他繼續說，“1992年7月之前，中共還曾鼓勵人們修煉法輪功，因為這套功法有益於人的身心。法輪功學員沒有吸菸喝酒的惡習，而且非常平和。他們相信的是‘真、善、忍’。”
麥塔斯解釋道：“由於法輪功當時在中國非常受歡迎，中共擔心其在中國失去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於1999年7 月開始打壓法輪功。”
麥塔斯談到，很多曾遭到中共羈押的法輪功學員告訴他，那些獄警經常威脅他們說：“我們根本不把你當人待的。如果你不按我們說的做，我們對你可以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為了獲得你的器官把你殺了都是可能的。”
“這種非人性化的制度令這些獄警可以輕易地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種罪行”，麥塔斯介紹說，“我們的調查人員以病患家屬的身分，對從事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進行電話調查。調查人員在通話中問相關醫院的人員，他們是否出售年輕的、健康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因為法輪功學員的身體和器官都更健康。錄音證據顯示，對方肯定地回答說，他們確實有他們（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證據怵目驚心
麥塔斯表示，有很多證據讓他們知道中共犯下了“活摘器官”罪，例如，在全球各國都缺乏移植器官供體的情況下，共產中國卻可以按需供應器官。
他談到，在中國，需要移植心臟、肝臟、肺臟等重要器官的病患可以事先預約做器官移植手術的時間，並在自己指定的時間得到器官。“在中國，整個器官移植系統在似乎有不會枯竭的器官供應源的情況下運作。如果海外有一個病患需要器官，他們可以立刻獲得器官，當然他們需要支付費用。而且，在中國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進行這種手術。”
“這種現象令世界上的很多從事器官移植的醫生感到震驚。他們因此意識到，在中國發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顯然這是他們殺人後得到的器官。”麥塔斯繼續說。
他還介紹到，在2000年期間，中國的器官移植行業迅速發展，同時，大量的法輪功學員遭到拘捕。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的多種不同語言出售器官的廣告，其中一個針對日本病患的廣告承諾“使用的是新鮮的、活的器官”，並聲稱這些器官比那些捐贈者及屍體上摘除的器官更好。
麥塔斯說，“我們一直以為他們是在醫院活摘的器官，但曾參與中共這一行動的證人說，他們其實是在急救車中就被摘除了器官，然後將這些器官送入醫院。因此，在這套罪惡中，器官摘除團隊與移植團隊並非同一個團隊。”
妮娜援引《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中的數據說：“在2000年，有50萬至100萬法輪功學員在未經過合法的程序的情況下被關在中共的勞教所中。對於很多人而言，這些人就是突然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那哪裡，也沒有律師為他們辯護。而他們的親人尋找他們時，可能也會‘被失蹤’。”
妮娜表示，這種情況非常可怕，因為人一旦陷入這種困境，“中國的任何人對這種犯罪行為都無能為力。”
四次腎移植手術意味著四條人命
喬高在會上舉例說，一位亞洲的證人對他說，他曾經去中國做了四次腎臟移植手術，而這意味著四個人被殺。
喬高說：“幫這名證人做手術的人穿著軍裝，令他覺得非常怪異。但此人確實是一名外科醫生。證人隨後進行了驗血，並接受了腎移植手術。然而，第一個腎臟移植手術失敗了。於是，那位軍方外科醫生離開了，幾個小時後他又帶來了，帶來了第二顆腎臟……但是第二次手術又失敗了⋯⋯第三次手術又失敗了⋯⋯最後，那位病患不得不先回國。等了幾個月後，他再次去中國，那次移植手術才成功了。
“你可以想像，在這個過程中，四個人死亡了，然後他的腎臟移植手術才成功了。而且，這些人並非只是拿人一顆腎臟，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摘除了受害者所有的器官。”喬高說。
對此妮娜說：“據估計中國每年從事六萬至九萬次器官移植手術，但是，真實遭到殺害的人數可能遠遠高於這個數字，因為這個數字中沒有計算那些可能失敗或失誤的手術數量。”
有數套人馬參與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
麥塔斯詳細地分析了“活摘”罪行中的犯罪團體，其中包括：妖魔化法輪功並下令根除法輪功的中共當局、執行中共政策的610辦公室、缺乏適正當程序的監獄系統（包括勞教所，監獄、拘留所、黑監獄等）、負責器官分配的中共軍方總後勤處、擁有有800多個器官移植中心的中共醫療體系，等等。
麥塔斯說，這些集團是相對獨立運作的，並都假裝不知道其它集團的罪惡。“中共的整個器官移植系統都是分門別類的，其中，中間商、中外病患、器官摘除團隊、器官移植團隊、測試團隊、看守法輪功學員的獄警，他們各個組織都是獨立運作的。他們互相可能並不認識，而且也假裝對對方的團隊的罪行一無所知。”
麥塔斯談到，由於中共從包括醫院在內的公共衛生系統抽取資金，因此，醫院必須找尋其它收入來源。當醫院將出售和移植器官變成其主要資金來源後，中共便允許了這種行業的發展。而當中共發現這筆生意的油水多麼豐厚後，其不僅默許這種行業的運作，而且大幅擴大了此罪惡。
麥塔斯指出，在中共的“活摘器官”的罪行中，軍方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共的軍方是一個集團化的企業，而活摘器官是中共軍方掙錢的一個方式。中共當局確實建立了一整套器官分配系統，其中還包括廣告。但是，外界非常難以知道那裡具體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共犯下的是“群體滅絕罪”
麥塔斯最後表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犯下的是“群體滅絕罪”。他表示，他和數位同事在《群體滅絕研究》（Genocide Studies）一文中證實，中共對於法輪功學員的殺戮就是群體滅絕，因為這種殺戮持續了很長時間，在這方面有很多證據。
他說：“在新疆機場出現了寫有‘器官移植’專用跑道字樣的跑道，這令人非常擔心。”他認為，現在的新疆維吾爾族人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暴行的後續發展。“他們是中共在殺害了大量的法輪功學員後，找到的新受害人。”
他還談到，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和在全世界蔓延，令國際社會意識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不會免受中共罪惡的傷害，“我們到現在也不清楚在疫情最初爆發時，中國發生了什麼。”
妮娜也就中共病毒全球肆虐為例說，中共是一個道德非常敗壞的政黨，“在疫情期間，當病毒已在中國嚴重蔓延之際，中共仍然對國際社會隱瞞疫情真相。這令整個國際社會都意識到，中共是多麼不誠實和不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