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亞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蘭克斯特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蘭克斯特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蘭克斯特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蘭克斯特的影響。[15]
從蘭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并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系。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并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于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戲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和邁克爾?洛威（Michael Lowy）發布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維爾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維爾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范圍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布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后，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后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于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爾巴喬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大利亞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周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采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
（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 興起于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采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后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分子無異的環保恐怖分子。
7）“綠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保羅?沃森（Paul Watson）曾說過，“大衛?麥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秘訣：無所謂什么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什么樣，你就是什么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環保事業。他后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后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斗機制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間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氣候變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的公眾爭論也異常熱烈，無論是媒體、公眾還是政治圈，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最常見的說法是“由于人類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并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同時強調這一結論是科學家的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學定論（settled sience）。在一些環境主義信徒眼中，反對這一結論的不但是“反科學”，也是“反人類”。前述破壞電廠的“綠色和平”成員之所以被判無罪，就是因為請到了鼓吹這種“共識”的知名專家為其提供證詞，聲稱電廠每天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將導致多達400個物種被滅絕等等。
科學界真的達成共識了嗎？美國科學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氣候科學還沒有定論”。[27]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教授史蒂夫?庫寧（Steven Koonin）也撰文說“氣候科學尚無定論：我們遠未具備足夠的知識來制定好的氣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讀者，“公眾基本上對氣候科學界內的激烈爭論毫無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實驗室的會議上我觀察到超過100名來自政府或者大學的研究者互相爭辯，試圖努力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從自然的氣候變化中區分開；他們爭論一些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我們［對氣候的］根本認識方面的問題，比如明顯的卻出乎意外的過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減緩。”[29]
總的來說，地球表面溫度自1880年以來總體上有所上升，人類正在向大氣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溫室氣體對地球有升溫作用──科學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什么異議。然而，最重要的問題，也是科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變暖是由人類活動的原因主導還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紀末地球將變暖多少？人類有能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嗎？變暖是否會造成“災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科學界似乎確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或者形成了某種“定論”：因為反對“共識”的聲音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媒體和學術期刊上。
前美國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學家邁克爾?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國家公共廣播（NPR）的采訪時說：“我毫不懷疑全球變暖的趨勢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假定它是一個問題，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氣候的狀態是最佳氣候，是我們可能擁有或曾經擁有的最佳氣候，我們需要采取措施確保它不會改變。”[30]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先，我不認為人有能力確保氣候不會改變，數百萬年的歷史顯示氣候不斷在變化；其次，我想我會問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時──被賦予特權，來決定我們今天的這種特定氣候、現在的氣候是所有其他人［認為］的最佳氣候。我認為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傲慢的立場。”[31]
他雖然試圖表達科學應該采取謙遜的立場，但馬上遭到媒體和一些氣候科學家的強烈指責，甚至說他的言論顯示了“傲慢”的態度。第二天他在強大壓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過去幾個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訪時評論道：“我個人認為人們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已經走得過分了，以至于從技術層面討論這個話題簡直是不合法的。它幾乎獲得了宗教地位，我覺得這令人遺憾。”他對“科學共識”的看法揭示出氣候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其實不是科學過程。他認為科學向前發展是爭論的結果：“你建立一個理論，發布你的數據，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別人駁倒它，或嘗試駁倒──這是科學共識的發展方式。”[33]很顯然，千方百計阻止科學爭論，其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院士、前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頓（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變暖政策論壇（GWPF）學術咨詢委員會（一個挑戰氣候變暖理論的智庫）后，由于其在專業領域中卓著的聲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關注和巨大壓力。兩周后他被迫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解釋道：“巨大的集體壓力”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們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聯合作者”等等。“在氣象學這樣一個原本諧和的圈子里，我永遠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它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轉變。”[34]伯格斯頓的觀察是對的，“近年來發生的轉變”是該學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縱的結果。
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科學共識，已經把一種氣候變化理論變成了教條。它也是當代環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信條，不能容忍任何挑戰。接受信條的科學家、媒體與環境主義活動家共同渲染災難和恐懼。這個教條是環境主義背后的魔鬼恐嚇人類、使人聽其擺布的重要工具。圍繞這個教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我們也不斷看到共產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騙”和“斗”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