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為台灣正名後，事件持續發酵。英國媒體日前披露，美國政府正認真考慮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TECRO），更名為「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而且美台高官正低調在美國“秘密會談”。
就在拜登和習近平通電話後的第二天，《金融時報》就獨家爆出，台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和外交部長吳釗燮正與美國高官在距離華盛頓不到一小時車程的馬裡蘭州（Maryland）首府安納波利斯（Annapolis），舉行特殊管道對話。而這種“特殊渠道”會談方式為的是避免刺激到北京。
台灣外交部當時在一個聲明中說，這是40年來美台之間這個級別官員的第一次會面。
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後首度與台灣高層官員舉行面對面的會談。
美台的這種接觸被外界視為是立陶宛給台灣正名後的連鎖反應。那麽作為一個歐盟小國，立陶宛爲何會比其他國際大國更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敢於直面中共這個集權大國的壓力呢？
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先生告訴希望之聲記者，“立陶宛深受蘇共的殘害，對共產暴政的認識非常深刻。這是爲什麽他敢於起來面對暴政的一個核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