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今天（13.日）報導，今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在所謂“說好中國故事”的主旋律下，曾赴中國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過往的經歷再次被提起。
中共在延安時期，邀請外國媒體記者訪中，藉此作為向外發聲的管道，斯諾便是其中之一。
美國記者斯諾，1905年出生於密蘇里州，1928年抵達中國。他在那裡過着公子哥兒的波波式生活，與上海和北京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門熱絡往來。1935年中共長徵結束後，毛澤東在中國內陸的陝西省延安市建立中共總部。他在那裡待了十多年。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下，共產黨人想出一個突圍的絕妙點子：邀請西方記者來證明他們遠未被圍困。他們選擇了斯諾，這個因其左派思想而在當時中國的共產黨圈內為人所知的斯諾。
斯諾後在延安受到國家元首級的歡迎。他和毛澤東徹夜長談數十個小時。根據歷史學家朱莉婭・洛威爾的說法，毛斯兩人會談後，整理集成冊出版的這本書——《紅星照耀中國》，在出版前，經由毛澤東周圍的人一遍又一遍的審閱，書中把共產黨編造為“理想的愛國者和熱愛平等的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英文報刊《中國日報》在今年6月宣布，成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向國際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更好地對外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但中共大動作宣傳遇上問題，因為斯諾的女兒西恩（Sian Snow）於12日以“我的父親當年如何報導中國”為題投書《紐約時報》，回應該報於2日刊發的報導“習近平‘七一’講話傳達了什麼信號”？
西恩在投書中強調，“認為斯諾會支持現在中國政府對記者打壓政策的人，若不是對於他工作的真正意義毫不了解，就是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西恩在文中說，這類活動（宣傳斯諾的經歷）被解讀為呼籲只報導中國的正面新聞，迴避對該國的批評，並引發一些人認為斯諾與毛澤東關係密切，進而使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
她為父親辯護說，實際上，斯諾相信自由、獨立和真實的報導。他一再對抗其他人對他作品的支配、篡改或審查，無論是蔣介石、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莫斯科的斯大林主義官員，還是冷戰中的中國和美國官員。
今年3月，中共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共希望在外國記者中看到並歡迎這個新時代的斯諾。中共副外長樂玉成於4月接受美聯社專訪時也稱，“媒體朋友，我希望你們都成為新時代的史諾。”
《世界報》報導說，中共現在想要找到一些“新時代的斯諾”的外國記者，但招來了不少的譏諷；因為現黨魁習近平和他的毛澤東相比，習從來沒有見過一名外國記者，甚至連進行一個小時的會晤也沒有。報導認為，這足以說明共產主義統治者所持的新聞觀念。無論是中國記者或是外國記者，都在這裡記者都要“真話”，而何謂真話，唯獨共產黨才有資格替它下定義。
報導指出，由於未能達到目的，中共淪為利用那些看不清楚目標而宣傳的“有用的白痴”，也就是重新使用列寧的那一套公式，利用那些接受一趟精心策畫莫斯科訪問的招待就被迷住的西方知識分子。同時，如果說利用外國人官方話語中來樹立信譽是中國傳統的宣傳手段，那麼中共現在已經懂得轉向了，現在利用社交網絡。
報導還說，由於中國現在在世界上的形象越來越糟糕，中共政府求助於這些“有用的白痴”。當局拚命尋找、求助於這些“有用的白痴”的做法，事實上顯示出目前中國的“軟實力”極其低落。
斯諾的晚年悔恨
斯諾除了寫《紅星照耀中國》，他的著作《西行漫記》更大大鼓吹和美化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爭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國青年投奔延安，幫助了毛的革命。但1970～1971年的中國之行，令斯諾有了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彙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所謂“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文革時改造知識分子的“五･七幹校”，認為那裡就像監獄。這讓他恐懼。
當斯諾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中國的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讓他深受刺激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參加了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化革命”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裡，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他覺得毛澤東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一年後，癌症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訥德･托馬斯根據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該書透露了上述內容。
斯諾死後，其夫人、前演員、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諾(Lois Wheeler Snow)曾在1989年譴責中共政府鎮壓六四事件，她在2000年到北京，想將斯諾的遺骨遷回美國，同時想將外國人的捐款送給學生運動受害者家屬的團體“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結果她一進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中國的秘密警察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中國當局既不準遷走斯諾的遺骨，也不準斯諾夫人與任何人接觸。當她到中國人民大學想見“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發起人時，斯諾夫人被警察攔阻並強制帶走。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她後來成為中國人權活動堅定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