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之際，美國之音刊登多篇專題，其中包括對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李南央的專訪。在採訪中，這位最值得李銳信任的親人細數了李銳被中共的幾次迫害，以及李銳開始對中共產生質疑、反思到徹底看明白的過程。
被中共迫害三度受難 直言共產黨整人就是在馴服聽黨話的工具
李銳出生於1917年，是中共元老之一。他的父親曾追隨孫中山，是早期同盟會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少年李銳在湖南度過了整個少年時期，進入武漢大學就讀後，他頻繁參與和組織學生運動，並在1937年入黨。
1939年李銳抵達延安。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李銳同學魏澤在面對調查時承認自己是“特務”，稱李銳是他的“上級”，因此李銳隨後被關禁閉近一年多，並多次面臨逼供。
李南央說，父親後來告訴她，當時他五天五夜不許睡覺，不許眨眼睛，他熬過來了。關到保安處的另一個人，15天15夜不許睡覺，而且是把人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捆起來。
李銳在晚年曾對延安整風有過深刻反思，他在《李銳口述往事》一書中說：“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
他表示“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成為‘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
1959年廬山會議，當時李銳對“大躍進”提出了一些質疑，他批評“以鋼為綱”的口號，指運動中鋼的指標超出客觀實際。會議後期，李銳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送往北大荒勞改，差點被餓死。
1967年文革期間，他因向中央專案組揭發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而被抓進秦城監獄，關入單人牢房，一關就是8年。
李銳曾直言毛澤東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就是邪教，“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搖小紅書，真是邪透了”。
從理解黨到徹底看清
李南央曾表示，中共在延安對父親的迫害完全是胡來，她問李銳當時怎麼沒有想想中共是不是有問題？為什麼還跟着中共一起走。李銳說，“因為很快就開七屆一中全會了，那個時候抗戰也很快就要勝利了，當時李富春做的報告給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團結起來，向著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我覺得還是受那種思潮的影響：在整個大的革命洪流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受點委屈，受點迫害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必然的犧牲。”
文革後李銳出獄，到那時李銳仍希望中共能夠啟用他做一些事情。李南央稱：“我覺得他並不是很明確地認識到這個黨已經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個反人性、反人民、反國家的這樣一個黨。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是非常的高壓的，人其實沒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間”。
1979年，李銳跟隨中國能源考察團出訪巴西和美國，這一次的考察對李銳是個巨大震撼，也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
李南央說，我問過我父親，你從什麼時候就比較大徹大悟了？是不是因為59年廬山會議把你給開除（黨籍）以後，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監獄裡頭獃著，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說不是。他說是他平反覆出以後，1979年，5月份到美國來。
李銳告訴女兒，一下飛機，他一下就明白了，徹底醒悟，“共產黨完全錯了”。
李南央說，父親看到美國那種富足，老百姓那種自由，臉上那種很隨意、很坦然的樣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圍。父親對超市、大街上的汽車、高速公路都特別有興趣。原來美國是這個樣子，西方世界已經這樣富足了。
李銳在日記中寫到，在美國他第一次去了超級市場，看到超市裡“應有盡有，方便之至”。
李銳在他的口述回憶書中說，“這次出訪，應當講，對於我們自己一貫自詡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我腦子裡面是沒有了；不單是水電，而是從整個的社會生活和制度來講，人家的資本主義更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
從這之後，李銳開始反思。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其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黨了。他覺得共產黨走到這一步就已經完了，走到頭了”，李南央稱。
李銳在中共對學生進行鎮壓後對女兒說，這個黨沒有味道了，這個國家沒有味道了，你能走就帶着女兒走吧。
六四以後，當局讓李銳接手中共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他接觸到了很多他進延安之前的資料。這一部分的歷史檔案資料使他非常的震撼。
李南央說，當時鄧穎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來生前的很多東西銷毀，這是經過父親李銳之手的。在銷毀之前，他看到了周恩來的很多批示，他覺得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那對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動。他認識到共產黨從根兒上，一開始就不對。
李南央說，李銳最後徹底的醒悟就是習近平要修憲要連任，讓他就徹底絕望了。“因為習近平邁出了這一步，那他徹底看明白了”。
2019年2月，李銳去世，享年102歲。中國歷史學者、《李銳口述往事》的編纂者之一丁東寫道：“李銳先生早年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晚年對革命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是中國民族百年滄桑的一個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