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祕的北京大院
中共竊政後，北京成爲了中國的政治中心，人們開始湧向北京，其中也包含着因爲工作原因必須留在北京的機關工作人員以及他們的親屬，出於各種工作和生活需求，各個國家重要機關紛紛在北京建立總部大院。
中共政府成立前，中央辦公大多是在北京內城裏的王府中，但是這些王府也無法滿足衆多機關單位辦公和居住的需求。於是1951年到1961年，北京開始向西、西北和東部擴張城市空間。
北京大院是中共竊政後的一個特殊的政治產物——這是一種特殊的城市空間構造，並不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院內不僅有房屋建築，還有街道、各種配套設施，相當於一種特殊的現代小區。
沿着長安街一線建起了外貿部、煤炭部、紡織部；在復興門外的三里河一帶建立起了機械部、財政部等；解放軍各軍的機關分佈在公主墳至西山腳下；以八大院校爲代表的科研大院則集中在城北的學院路。
北京大院主要分爲四種：第一種是軍隊大院，這裏大部分是軍事機關人員居住，也佔北京大院的大多數。剩下三種分別爲國家機關大院、高校大院、大型國營工廠大院——這些一般都是爲相關單位的人員服務，一般距離他們工作的地方很近，但是不對普通的老百姓開放，車輛沒有通行證也不能隨意進入。特別是軍區大院，五步一崗，三步一哨守備力量非常森嚴，進入大門需要相關證件，還需要進行登記。
其中軍隊大院、國家機關大院被統稱爲“機關大院”，它們“孤懸於舊城之西”，又不屬於北京市的管轄範圍，而是直屬國家。因此大院內部的修建與改造都無需北京市城建部門的審批，可以自行決定開發改造。
在這些北京大院中，由於外來人較多，大院的文化也是極其多元的，可以說，大院就像一個大熔爐，融合了各地的文化。
來自各地的人因爲工作原因生活在一起，大人們說着帶有方言的普通話，而小孩們說着“新北京話”，在這裏形成的新的文化與傳統的北京文化截然不同。居住在大院裏的一般是公職人員、學者及其家屬。
相對於胡同生活來說，大院的生活是極其舒適的，單位提供了房子和所有的配套措施，還有醫療服務和子女的教育，大院裏一些生活必需品如水、電、超市商品等，也有政府給予的福利補貼，大院裏有食堂，每天會有三次廣播，大家根據這三次廣播安排作息。
這些條件對當時生活在尚處於計畫經濟體制的中國人來說，是十分難得的。
當時的大院生活更能滿足當時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美好想象，一道圍牆，將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人活成了兩個世界。這樣自給自足的生活使得大院人的聯繫日益緊密，和圍牆外的接觸交往反而少了許多。
北京的單位大院就這樣接納了中共國成立後最大一批移民潮，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它所代表的中共革命文化，也是中國在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文化”。
北京大院的子弟，不同於第一代移民對故鄉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不同於北京原住民，北京大院子弟作爲第二代移民，他們過早地離開了家鄉，因此對家鄉沒有複雜濃烈的感情，也不把北京看作是故鄉，他們所認爲的故鄉，就是“北京大院”這個特殊的城市空間。
生活在這樣一個小社會，大院子弟中有着自己特有的“潛規則”。
1.嚴格的等級區分
不同於胡同裏因爲幾代人的相識而相對穩定的鄰里關係，大院裏的人因爲單位原因有着嚴格的等級關係，第一代大院人大多都是機關的工作人員，有着清晰的上下級的區分。因此，第二代大院人中這種等級關係和派系關係都體現得十分明顯。
由於父母工作繁忙，很少有時間顧及家中的孩子，大院的孩子從小便過上了集體生活。
孩子們從小便被送到大院附屬的托兒所，一星期才回一次家，上了小學，也是去大院的附屬小學，仍然會被安排住校，大院子弟們從小便被要求自立自強。即使一週回家一次，孩子們也鮮少看見父母的身影。
因此，大院中的家庭關係並沒有普通老百姓家那樣緊密，相反，由於他們從小就上同一個學校，在18歲之前的生活都是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他們大院子弟之間的聯繫卻異常緊密。
大院子弟的團結在十年動盪中達到了最高峯。當時生活在大院中的大人們疲於應對各種鬥爭，孩子們也不用去上學，大院便成了孩子們的天下。那一時期，大院子弟和胡同孩子之間經常起衝突。大院的孩子們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岔架”中，建立起了濃厚的集體感情。
但是大院的孩子之間也有分明的等級，這個等級的劃分和父母的官職高低有着很大的聯繫。
在小學，孩子們經常把大人們的肩章拿出來比較，父母官職較高的孩子更容易在一起玩耍。憑藉着父輩的官職高低決定孩子地位的高低，這是真實社會中才有的功利性特點，而這也使大院的孩子在之後能夠比常人更快地適應社會生活。
除去職位高低之分，大院的孩子們也有年齡之分。一般情況下，只有相近年齡的孩子才會玩在一起。而作爲人生閱歷更豐富的“年長者”，一般有權力使喚年齡小的羣體。
不同於老舍筆下四合院里居民們家長裏短的北京胡同文化，生活在北京胡同中的人，他們閒適、寬容，鄰里關係穩定，甚至祖上幾代人都相識，大院人來自五湖四海，他們的父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者，大院文化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
和政治工作中的派系鬥爭相類似，大院的孩子們也有自己的派系。比如，司令部的人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看不上，兩派的孩子們若是在大院裏見了面，便很容易起衝突。
2.廣談政治
不同於同齡人只是談論生活，大院子弟們對政治有着超乎常人的興趣。因爲父輩職業的原因，大院子弟們對政治也十分敏感。
一方面，他們自小便知道了軍銜的等級劃分，瞭解機關工作的職位及其地位，甚至他們也能瞭解到各個職位的具體工作，這對胡同中的同齡孩子來說是很難瞭解的消息，於他們而言卻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父母的耳濡目染也使得大院子弟對國家乃至國際的政治新聞有更多瞭解。資源優勢使得談論政治成了大院子弟談論的話題。
平日裏在生活中聽聞的政治事件以及大人們對此的評價使得他們從小便有着較高的”政治素養”。
三、大院“潛規則”下成長的大院子弟
在小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大院子弟，往往性格堅毅，自立自強，他們比常人更早接觸社會的“潛規則”，也就更早地成熟起來，更能融入社會，他們在享受父輩帶來的生活便利和社會榮譽的同時，也必不可少地承擔了較大的壓力。
受到父母的影響，他們或許對某些領域有着天然的好感和熱愛，或者總有一些“英雄情結”，這對他們之後的道路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比如原空軍司令員王海的女兒王小華，最後成爲了一名女傘兵，原空軍司令部科研部副部長的兒子朱江濱成爲了航空專業工程師，他們都無意識地繼承了父輩的傳統和使命。
也有不少在北京大院長大的孩子，最終在文藝界嶄露頭角，他們雖然沒有繼承先輩的衣鉢，但他們的作品依然和北京大院息息相關。
其中代表之一王朔，雖然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他作爲大院文學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受到大院文化的深刻影響，我們總能從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北京大院的生活狀態和北京大院子弟們在這個小社會中的成長印記。
現如今，雖然北京大院依然存在着，但隔絕兩個世界的圍牆已經慢慢隱形，北京的胡同也逐漸隨着時代的發展不斷減少，更多人生活在現代的小區中，大院中的集體生活也成爲了陳年往事。
但大院的孩子們身上依然有着難以抹去的“大院子弟”印記，在70年後的今天，大院子弟已經從第一代到了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在獨特的“大院文化”中成長的人們有着自己獨特的人格特質，往往使得他們顯得與衆不同。
這些大院子弟們在父輩無法無天精神的洗禮下，加上之前大院小社會的磨練，快速地融入社會，成爲了中共國特色的腐敗大軍中的一員。
——轉自“燕銘時評”
責任編輯：元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