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結論是：強摘器官、反人類罪、羣體滅絕是存在的。這些可以在簡短的和完整的判決書中看到。”在二月二十四日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討會上，曾主持《中國活摘良心犯器官問題獨立人民法庭》（簡稱人民法庭）的傑弗裏·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介紹了人民法庭的來龍去脈和運作過程，重申了法庭的宣判結論，他表示，“活摘器官”犯罪對全人類都構成威脅，我們有責任去糾正。
尼斯爵士在法律界廣受尊重
曾主持過國際刑事法庭對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起訴的尼斯爵士在法律界廣受尊重。他強調，對與中國有關的這些（活摘器官）問題不能發表任何個人觀點或見解，而是用證據和事實來說話。從法庭判決首次宣佈以來到目前，還沒有人對其細節進行反駁或質疑。
“在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之前，我們誰都不知道強摘器官的事情。我們只是回答問題的公民。”
“我希望我們只是理智地得出事實和法律結論。”“儘管我們中間有法律工作者，但是我們不去說法律是什麼，我們等着從外面聽到，象陪審團一樣，我們作出自己的判決。我們不負責提出建議，也不負責指出其他人應該做什麼，否則將大大超出我們的職責范圍。”
尼斯爵士說，教育機構、企業、旅遊公司，以及與中國打交道的各種其它機構，都必須考慮到我們的這一判斷。但基本上，我們所做的只是提供判斷，供給他人使用。
《人民法庭》的判決被廣泛採用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中國活摘良心犯器官問題獨立人民法庭》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在倫敦宣判：“法庭成員一致確信，無可置疑，中國（中共）從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已經大規模進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衆多，包括被監禁的法輪功學員。”
該法庭的判決目前被全球多個國家政府、議會、國際組織等廣爲採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還將其作爲立法的依據。
法庭以證據和事實作出判決
該法庭分別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八日到十日，和二零一九年四月六日到七日，舉行了共計五天的公開聽證會，對50多名事實證人、專家，調查員和分析員進行調查、取證、詢問，法庭以多種形式審議了證據，得出一致的結論。
大約五年前，人權活動家本·羅傑斯（Ben Rogers）希望尼斯爵士就中共活摘器官問題寫一份法律意見，這讓尼斯爵士想到了《人民法庭》。他說，溫迪·羅傑斯（Wendy Rogers）教授或麥塔斯（David Matas）等人最終決定希望成立《人民法庭》，因爲一些國家託辭說，“我們不太確定證據是否足夠”，以表明他們有理由無所作爲。尼斯爵士說：“因此，這個法庭成立了。”
“我希望法庭象陪審團一樣。那些在刑事或民事審判中擔任陪審員的人，他們是一羣來回答問題的公民。（我們）一開始時就告訴他們，不要做任何假設，要從一張白紙開始，將證據加進去。”
尼斯爵士說，儘管麥塔斯（David Matas）、喬高（David Kilgour）和葛特曼（Ethan Gutmann）已經得出了非常有力的中共活摘器官的結論，“但是，我們對他們的觀點不感興趣。當然，我們會研究他們賴以形成觀點的證據，我們還會研究所有其它證據。我們將嘗試找出中（共）國的立場，從一張白紙開始工作。除了證據，什麼都不要。”
“到目前爲止，有一件事很清楚：一羣沒有圖謀、沒有背景或先入爲主成見的、非活動家的公民，只需要處理提供給他們的證據，他們有權要求提供其它證據，以進一步覈實，但基本上，他們只是與證據打交道，只需閱讀單個問題，然後以判斷的形式遞交答案。你們知道嗎？任何人都很難挑戰他們做出的判斷。尤其是，在此判決下，普通公民的所有推理都看得到。我認爲，在（過去的）一年半或兩年之內，從該判決首次宣佈以來到目前，還沒有人對其細節進行反駁或質疑。”
二次大戰後的重大犯罪，“活摘器官”對全人類構成威脅
尼斯爵士解釋說，這個判斷是許多平等的人一起得到，也是許多公民個人的一種判斷。所有世界上的公民都可以使用這一判決。因爲這不是個案，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犯罪，因爲國際化、全球化趨勢，可能使這類犯罪再次對全人類構成威脅。
他說：“當一九四八年《人權宣言》發佈時，人們就知道權利是普遍的。如果權利是普遍的，那麼責任也是普遍的。它們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是人民的職責。”
他認爲，如果發現一羣人的權利從根本上受到侵犯，那麼那種侵犯行爲與我們都相關，我們有責任把其糾正過來。
他還表示，中國目前仍在發生着“活摘器官”，超出了去年早些時候出版的獨立法庭判決書中的內容。
（根據明慧網報導改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