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的舅舅田蚡復出，擔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再次徵召賢良方正的諸儒生，展開對策會議。這次，拔得頭籌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儒生公孫弘，他和董仲舒一樣，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孫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歲才開始研習《春秋》，60歲被推舉為「賢良」，參與建元對策；後來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漢武帝心意，稱病回鄉，直到元光元年才復出。
在元光元年的對策環節中，漢武帝詢問天人之道，公孫弘在策論中強調天子須身正，為百姓樹立信義。他還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
一開始，官員在審核這一百多篇策論時，把公孫弘的文章列為下等。但是漢武帝看過後，卻把他的文章選拔為第一。之後，公孫弘被漢武帝召見，因為一表人才被任命為博士，後來又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雲，成為文臣之首。
公孫弘的主要貢獻，在於幫助漢武帝將「尊儒術」的政策落實。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頒布一道興學的詔書：「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詔書中強調了制禮作樂的重要性，並命太常商議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於是，作為宰相的公孫弘，與太常官員一同擬定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18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接受公孫弘的建議，在京師設太學，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從建元年間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學制度臻於完備。
與興辦太學相應的，地方、郡國也相繼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中說：「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武帝在全國範圍推廣儒家教育，對儒學振興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由於博士是朝廷官員，博士弟子中的優秀者也可當官，經學就與政治和仕途產生緊密聯繫。在漢代朝廷中，許多名臣都是經學大師或博士弟子，出現《漢書‧儒林傳》說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的盛況。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讀書人致力於研習經學，並以此作為取仕做官的途徑。特別是之前提到的公孫弘，他以個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勵志經歷，引領了同時代文士的學經之風。《漢書‧儒林傳》中說道：「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規模不斷擴大，博士弟子在西漢時多至千人，東漢末年更增加到三萬人。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漢武帝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通過興太學、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舉措，漢武帝成功地讓儒學取代黃老之學，並成為中華王朝正統統治思想。儒學的這種主流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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