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鷗島的小魚塘旁，一早一晚忙於務農，在田裏割通菜、番薯葉，再把它們與玉米、稻米做成飼料，餵雞鴨鵝，”蘋果日報昨日（11月26日）的報道中這樣描述楊斌現在的生活。
楊斌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很早就有這種田園情結了”，她戲稱，自己是被法律耽誤半生的農民，“當下的狀況，我挺想得開的，做不成事的話就別做，呵呵呵”
楊斌出身於湖南一個小鎮上的工人家庭，大學畢業後，她在1992年來到廣東，後來在當地一個縣檢察院找到了工作。
她從28歲開始辦理刑事案件，幾年後被提拔到廣州市檢察院。她在廣州做了23年的檢察官，是中共司法系統的內部人士。
極具同情心 獲民間點贊
楊斌2005年第一次在全國嶄露頭角。當時，她在貧困農民工周模英溺死自己孩子的案件中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心。
周模英當時艱難地撫養着三個孩子，由於付不起醫療費，她在絕望中殺死了自己8個月大的生病的女兒。
“我們不能忘記站在她身後的那些掙紮在社會底層，爲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們，”楊斌當時說。 “這也是法律應有的良知。”
法官判處周模英10年有期徒刑，但楊斌幫她找到一名律師提出上訴，將刑期縮短爲6年。 2011年周模英獲釋時，許多新聞媒體都稱讚楊斌非同一般的同情心。但她在體制內卻面臨着壓力，那年，她被調離法庭去做文書工作。
走出體制 爲不公發聲
做檢察官的經歷讓她對這個制度的缺陷有了深刻的理解。法庭明顯偏向警察和檢察官，冤案司空見慣。
2013年她發起“天祥關愛”公益行動，用以救助刑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當事人。
2015年，楊斌主動辭職，成爲私家律師。她渴望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接收案件的自由。
雖然離開了體制，但她發現其實體制無處不在，仍是無法隨心所欲地辦案。 “整個社會的收縮、言論控制，以及對言論的打壓和控制，非常明顯感受到，”她對蘋果日報說。
從2016年至2019年，楊斌從未辦過涉及“國家安全”的案子，但當她發現案件有問題，利用自媒體寫文章爲當事人吶喊時，便往往招來司法局、律師協會等部門高度關注。
2019年5月她透過微信公衆號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關於雲南廣濟村的幾十名農民因爲獲釋的農民舉辦歡迎會，遭當地警方抓捕、定罪，而楊斌在文章中表明，她認爲農民的行爲不構成犯罪。
不久後，她接到司法局及她所服務的律師事務所的來電，要求她刪除該文章，但楊斌拒絕妥協，於是與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發生的爭執。隨後，律所通知她合同到期，不再續簽。
她很快找到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並在今年過年前將申請在北京執業所需資料遞交到北京市律師協會，並等待他們的面試通知，但是卻如石沉大海。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楊斌曾在網絡上簽署聲援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連署信，呼籲中共政府恢復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名譽。
收留許志永 受牽連
今年2月，中國公民維權的領軍人物許志永爲逃避當局的追捕找到她，她視收留許志永爲理所當然。在《蘋果日報》的專訪中，她說：“對於我來說，他就是一個自由的人，他因爲倡導官員財產公開、平權被抓過也坐過牢，但他找我的時候，他已經出獄了，他是正常的普通公民，在我這裏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26日，楊斌接受大紀元採訪時也表示，儘管她跟許志永並沒有很多的交情，但她知道他，也知道他做的事情，內心對他保有一份尊敬。 “當他來到我這裏的時候，我沒有覺得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絲毫沒有這種感覺。我也沒有覺得他是一個逃犯。從我的內心來講，我自己本身也是搞法律的人，如果許志永在我這被抓了，我也不可能構成犯罪。”
據媒體早前報道，她收留許志永數日後，二十多名來自北京與廣東的警察來到她家，將許志永帶走，同時也將她和她的丈夫、兒子一起帶到派出所羈押訊問，過了20多個小時後才獲釋。
由於北京律協作梗，她一直沒能辦理好去北京執業的手續。 8月中，廣東省司法廳聲稱，因爲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後便未與律師事務所續簽合同，所以註銷她的律師證。
“很多人看到這個體制的強大，我只看到它的脆弱。”楊斌曾對紐約時報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