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但是，在短短幾十年里，共產黨依靠超乎尋常的宣傳灌輸和觸及靈魂的血腥實踐把黨文化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其成熟的標志就是黨文化的思維從被動接受最終演變成為人們的思維習慣。一旦習慣變成自然，黨文化成為人們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難感覺是外在的灌輸，而相信是來源于自己的心靈深處。黨文化思維成為了我們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歡思考，有的民族喜歡音樂，有的民族喜歡創新，各個民族的各種思維方式，可能千差萬別，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們被共產黨強加的“本性”卻非出自人性，而是黨性。黨文化變異了我們的民族，造成人與人交往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充滿斗的意識；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習慣性地離不開黨；在生活中對于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險；習慣性地講黨八股話；混淆黨與政府、黨與國家和黨與民族的概念，等等。
這種黨文化思維在全社會習慣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響到思維、語言、行為等方方面面的“習慣勢力”。我們看到，即使共產黨的組織解體，但黨文化所形成的“習慣性思維”不能化解，那么未來的中國仍會是一個沒有共產黨但卻帶有深重共產黨陰影的社會。如果我們的思維、話語以及行為中的黨文化“習慣”不能得以清理，它還將影響我們的是非判斷、信息分析與決策，我們仍然可能互相戒備、仍然會去掠奪自然戰天斗地、仍然會覺得國際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這就好比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即使發動機熄火，它仍可以順著慣性滑行相當遠的距離。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黨文化中的習慣性思維就顯得尤為必要。
1．人人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
1）人人見面有戒心
中國人自古淳樸好客。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一個陌生人對你親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揣摩他是不是圖謀不軌；看見有人帶著小孩尋求幫助，你也許會猜測那孩子是不是用來坑蒙拐騙的“托兒”；人在路邊招呼你去幫個忙，你會警惕是不是附近藏著他的同伙，正等著傻瓜自投羅網。
相反，中國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認識的人也會對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車子壞了，常常有人停下來問你要不要幫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邊，人們更是要踴躍伸手。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古人心中的禮儀之邦。今天為何在文明禮儀的故鄉，反而不見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充滿了戒心呢？這種戒心還不僅僅限于陌生人。上下級、鄰里、同事、甚至于親朋好友之間，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籌交錯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態炎涼后那顆自我保護的對他人的戒心。
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嚴的城池。互相間的戒心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正常社會的人并非完全沒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無可厚非的。而中國人目前的戒心并非來自對方傳遞的信息，戒心不是因為對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產生戒心，上來就假定對方有不好的企圖。人人見面有戒心，時刻防備他人，這不是人的正常狀態。有人說中國人活得真累。確實如此。
（1）習慣性的戒心是黨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單純過，相信過，真心付出過。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運動中，或者自己整過人，或者被人整過，或者今天整別人，明天又被別人整，或者看到別人整別人，或者看到別人被別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爭史。
中國民間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維系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中共的斗爭哲學硬生生把這個關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社會地位來劃分的階級（群體）對立關系。人們開始用敵視的目光審視周圍的人，用共產黨的暴力手段來對付不同意見的人。黨性、獸性、階級性代替了人性，專政代替了關愛，敵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們被隨時要求防范所謂“敵人”的“滲透”、“攻擊”和“反撲”，由此既擔負了防范“敵人”的義務，同時也產生了必須警惕“敵人”傷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擔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會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別人，去提防別人，才可能換來一點安全感。長期下來，這種敵視防范心理就成了人們潛意識里的習慣性想法，戒備別人成了社會的常態。群體戒心可以說是傳統信仰和道德被摧毀以及中共灌輸階級斗爭觀念的一種必然結果。
烘托整人鬧劇的是種種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務、告密、打小報告、檢舉、揭發、倒戈、兩面派、墻頭草、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夫妻反目、父子相殘，鄰里成仇、師生相斗、隔墻有耳等等。留心眼成為了人們求生的本能。
如果說人整人造成的戒心還有絲絲裂縫的話，中共社會從上到下的謊言則把那些裂縫都堵上了。在心理學上發現，一個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時候遭到欺騙，會造成強烈的情感傷害。越是真誠過，傷害后會反彈越激烈，越會表現出強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極端，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國人當初曾經對中共盲信盲從過，但中共的種種出爾反爾，參與者的種種丑陋，受害者的殘酷磨難，給人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靈創傷。一次次的被騙被迫害，人們本能地形成了防備別人的心態。人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設想別人有問題，讓自己警惕起來，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讓人不相信別人，懷疑一切。戒心成為習慣后，又會反過來自我強化。也就是說，“不相信”會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講了一個“疑鄰竊斧”的故事。有一個人丟了斧子，他懷疑是被鄰居的兒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細觀察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說話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臉上的表情、動作舉止，沒有一樣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來直到這個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時再看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說話、表情等一點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樣子。
中共給我們培養出一種習慣性的思維：首先人人都不可信，這世界上就沒有好人，然后再為這個預設的立場搜集證據。此時我們就像那個丟了斧子的人一樣，看別人無論怎么看都不能相信。黨文化是一種懷疑文化，“懷疑一切”被作為人們思維和交往的指導思想，提倡鼓勵人人相互戒備。馬克思在接受大女兒燕妮的采訪時的回答可以說是黨文化的三昧：“對幸福的理解——斗爭；喜愛的顏色——紅色；喜愛的座右銘——懷疑一切。”
斗爭和謊言還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黨文化建立過程的深層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毀了傳統信仰，否定了傳統文化，灌輸斗爭哲學，宣傳馬恩列斯毛偉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運動破滅后，帶給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創傷。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們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傳承
也許有的人認為自己沒有經歷過那些運動，現在也好像沒有跟以前一樣講階級斗爭了。但事實上，造成人們習慣性戒心的社會機制仍然存在，每個社會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
在中共的喉舌媒體中，人們仍然可以隨時看到“清醒認識”、“嚴密防范”、“高度戒備”、“嚴厲打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時時激發人們的斗爭心態。
現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經歷的政治運動的教訓，諄諄教導年輕一代隨時警惕小心，讓這種戒心思維代代“承傳”著。朋友之間也往往會忠告和提醒：“你對某某人要提防一點”，讓防備的記憶時時更新，戒心效應在生活中時時處處被放大。
中共所灌輸的互相檢舉、揭發打小報告的告密文化，到現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們從上小學幼兒園開始，就被鼓勵從告密行為中獲得好處。大學里為了入黨和分配好工作，學生們用告密的方式向輔導員“要求進步”，搞好關系。工作單位里在私下罵領導最兇的卻往往是領導安插來讓手下放松警惕、敞開心扉說實話的探子。
中共的黨組織無處不在，無所不管。從報章雜志到互聯網，從學習、工作到生活，處處控制、操縱著社會。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其監視之下。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對上訪人士的抓捕、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對信仰團體的迫害，說明中共的階級斗爭思想仍然無時不在地運作著。尤其是對法輪功鎮壓中采用的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全民動員、人人過關、人人表態，與文革有什么兩樣呢？
中共權力系統謊言和腐敗的示范效應，大大加劇了社會道德水準的整體下滑，而這種全社會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們使用戒心思維。這種人人互相戒備的黨文化深深滲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維和行為上，就是時時防范著別人，時時揣測著別人的“居心”，時時擔心被別人“利用”。一位華人經理幾年前到中國考察，回來后感慨地說：“中國社會已經變得極為復雜，人們沒有信用和道德，對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爾虞我詐，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執行。”這樣的社會狀態，對這個國家來說會是好事嗎？
一個習慣形成的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被外力強加的不自愿階段，第二是不斷強化而形成條件反射的自覺階段，第三是充分內化的本能式習慣性反應階段。中國人的整體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強行灌輸和煽動的，然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強化，到今天，人們的戒心已經充分本能化、自動化，不需要監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習慣性思維狀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