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表示，在中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已經遠高於企業所得稅，很多私營企業主在企業不領工資，而是將收入留在企業轉成按25%的稅率交企業所得稅；一些高收入人羣要麼移民、要麼將企業遷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稅。
他說，按照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率應該小於或等於企業所得稅率，現在企業所得稅降到了2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應由45%降到25%，相應的級次稅率也應下降。此舉不僅不會減少稅收總量，反而會擴大稅基，刺激消費，形成稅收總量的增加，個人所得稅佔稅收收入的比重也會逐步提升。
黃奇帆的話透露出，中國消費上不來，是因爲中共在個人稅方面太嚴苛。另有分析認爲，黃奇帆的建議只針對45%高稅率的富人階層，沒有提及接近半數的超低收入民衆，例如總理李克強披露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的6億人口，這或是中國消費上不來的更重要的原因。
財經自媒體“江瀚視野”7月29日解讀中共個人所得稅制度表示，個人所得稅在中國所有稅收中的比重爲7%，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20%與發展中國家平均15%的比重。個人所得稅佔比如此之低，因爲在7級累計最高45%稅率徵收的情況下，嚴重導致徵稅不公平，最終變成了一種向窮人徵稅的政策。在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徵稅制度下，真正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往往是工薪階層，拿固定收入的工薪階層成爲了個人所得稅繳納的關鍵人羣，而那些真正高收入的人羣，反而不需要繳納那麼高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的結果就是，低收入人羣承受了較高的個人所得稅，沒有辦法真正地將錢用於消費。
《中新經緯》報道，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經濟短期刺激手段主要靠基建，長期則要靠內需，也就是依靠消費拉動。
而中共目前個人所得稅徵稅制度，榨取了低收入人羣的財富，但中共自己並沒有得到更多的稅收，而且抑制了普通民衆的消費能力，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愚蠢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