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5日發表了對王瑞琴的專訪視頻。在近40分鐘的專訪中，王瑞琴談到了她在中國青海經營民營企業時受到中共當局及法院、銀行的強行干預和刁難，最後只能關門歇業。她說，自己企業是當地比較有影響力尚且如此，那些小的民營企業在中共體制下將更難生存。
棄文從商 打造青海頂級賓館卻遭當局破壞
王瑞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早年在青海民族大學擔任黨史教員。1989年她下海前往海南做房地產生意致富，決定回到故鄉青海建設。王瑞琴希望可以打造一個青海最好的賓館，於是開始籌備開辦東湖賓館。2001年7月東湖賓館開業後，月營業收入近100萬元，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商務賓館。但誰也沒想到，迎接王瑞琴的一場飛來橫禍。
“前後（賓館）關了三年，損失很多，光利息就三千萬，各種損失加起來一個億。”王瑞琴時任市政協委員，多次投訴，政府仍是連一個車輛的通道也不留給賓館通行，“中國三四線城市的政府很野蠻，他施工野蠻、管理野蠻，從不考慮商家蒙受大量的損失，讓你自生自滅。”
受到無法開業的影響，2007年東湖賓館因無力償還貸款，被青海銀行告上法庭。“我們被政府迫害了三年沒有開門，要求利息和罰息應該酌情減免。”但法院按照國有銀行提出的要求，判2千萬利息，“我當時才貸了3600萬，他判了2千萬的利息，利息罰息各1千萬，這就不公平。”
在打官司過程中，有人暗示王瑞琴只要給青海銀行承辦人員回扣，這事就能解決，以2千萬利息來說，最少要拿出二三百萬來行賄，“但是我這民營企業董事長特別硬，絕對不給你錢，我覺得我們很冤枉，我們是真正做實事的企業，爲什麼要賄賂你？”
“銀行什麼方案都不接受，財產、別墅抵押都不接受，只接受現金一次付，就是爲了刁難，刁難的目的就是要錢。”由於青海銀行不接受以物抵債，2009年，青海高院做出終結執行程序裁定。
五年後，青海銀行再推動重啓此案，當時，青海銀行的利息已經滾到1.2億，這意味着要拿出10%～20%，少說上千萬來行賄，代價就更高了。王瑞琴還是那句話，“我本身是受害者，而且我是基督徒，我爲什麼要拿錢行賄？”此案打到最高法院，前後拖延了15年，不了了之。
中共體制之惡令民企生存艱難
王瑞琴親身體會在中國辦民營企業的艱難。她將自己近年來的經歷和思考編輯成文於2015年發表《對民企生存環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該文提到，經過三十多年發展，民營經濟成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部分省份甚至超過了80%，貢獻了2.19億的就業人口，但有“十痛”令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企業經營者陷入困境。
王瑞琴說，在中國民營企業不但得不到公平的經商環境，法律沒有保障，也會遭到中共政府的差別對待，“所有（政府）部門遇到民企，馬上就會變個臉，一定是吃拿卡要……包括稅務、消防、環保、衛生防疫站，所有部門都會來騷擾，這個政府上上下下，所有體制內的人，都想盡辦法從民營企業撈錢。他們不可能從國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去撈，他們敲詐的對象，主要就是民營企業。”她還說，中國民企想要正當經商，不賠就是好的，如果想賺錢就要鑽空子，而這些漏洞是中共故意設計的，“目的是逼良爲娼”。
王瑞琴特別提到此次北京疫情的新發地市場，看到大量菜和肉被丟棄，政府沒有任何賠償，她說這些可能是買主的全部家當，看到這一幕她非常難過。她還表示，中國媒體對民企報導也是充滿偏見，看不見如何艱苦創業、爲社會帶來貢獻的報導，盡是抹黑企業偷稅漏稅官商勾結的。她質疑，“爲什麼會官商勾結呢？行賄，都是被逼出來的！”
總結30年的經驗和觀察，王瑞琴認爲，“中共對民營企業是排斥、牴觸的，只是因爲國企太腐敗、無能、低效，不得已纔開放民營企業，但中共根本上是不歡迎、不信任民營企業的。”
中共信用破產已成圈內共識
王瑞琴稱，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家不願讓自己的後代接班，因爲這些人深知在中國辦企業有多麼艱難。她說，現在多數企業家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保障、如何把資產轉移出來、如何更好的移民，“基本上，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再做投資了。”
“中國（中共）政府信用破產了，無論你說什麼，企業也不相信了。”她提到，圈子裏盛傳，“目前中國知識分子和各領域的成功人士，都對這個社會有個深刻的瞭解，（都和我）有共同的看法，差別就在於他們敢不敢說，和能不能說。”她提到，“這體制內相當多的官員、各級領導也好，他們其實內心也很清楚，這國家正在快速地滑向災難。”
中國水深火熱 王瑞琴決定挺身而出
王瑞琴一樁漫長的官司，讓她體會到民企的“新三座大山”，即金融歧視、司法不公和政府行爲不規範，正在令大量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也促使她決定向習近平當局公開喊話。
“今年五月，開全國兩會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說話，因爲我曉得民營企業有多麼辛苦，我也知道現在習近平當局，他們倒行逆施多麼不得人心。”王瑞琴說。
現在已在美國生活的王瑞琴，在今年5月中共兩會開幕當天發表《致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發表後，“一下子把他們惹怒了，加上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看到這封信，更令中央很惱火，成立一個叫做‘616專案組’。”
該專案小組調查她所有親屬、與其往來的二十多家企業，逐條賬目一一對賬、相關人員逐一盤查，甚至包括已離職多年的員工，“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這都超乎我的想像”。
在中國的家人遭到當局威脅、公司資產也被凍結，6月22日，她心痛地發表中英文聲明，表示與國內所有親屬斷絕關係。
她對大紀元說，這令她體會到，“任何對這國家、城市努力付出，推動民主的人，它（中共）都會這麼血腥對待他們。”中共的殘暴更令她堅信，“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像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