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項基本“國策”（其實是“黨策”）叫“計劃生育”，國際社會稱其為“一胎化政策”，因為牽涉到婦女兒童權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爭議。我們暫時撇開這些是非不說，單是這項政策出臺的本身就有著很深的共產黨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黨文化因素。
無論是中國傳統皇朝社會，還是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眾的私生活，特別是有關生育這樣的問題。共產黨則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了節制生育的主張，這是共產黨無所不管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納入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按照這種來源于唯物論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數量和煉鋼織布的產量可以相提并論，都是黨眼中的“生產”，那么就像共產黨搞計劃經濟一樣，控制各種產品的生產量，共產黨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躍進“糧食衛星”飛上天后，毛和中共改變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張嘴，還有一雙手，可以創造世界”，鼓勵中國女性生得越多越光榮，并嘉予有10個以上子女的女性“光榮媽媽”稱號。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寫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論》被當作“資產階級謬論”和“右派的猖狂進攻”，遭到“徹底的揭發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導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1981年3月6日，中共設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計生委），強制要求少生孩子，“計劃生育”遂成為中共的基本“國策”。
中共的“計劃生育”和外國的“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有著本質的區別。“家庭計劃”通常是得到政府補助、服務和相關諮詢，由民眾自愿進行。而中共的“計劃生育”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提倡（在很多單位是強制）晚婚晚育，一對夫妻只生一個（除少數例外），育齡婦女要領取生育指標才能懷孕。
“計劃生育”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胎兒未出生時，或者說流產可行時，計生委“執法人員”強制把非計劃懷孕者送至醫院流產。倘使胎兒在出生后才被發現，計生委將“依法”對該家庭處以高額罰款。在實際操作中，共產黨一如既往地暴力當頭，人權根本不在其考慮范圍。“計劃生育”執行范圍廣、時間長，又涉及胎兒生命，其過程異常殘酷。特別是對“超生”的農民，中共整起來更加肆無忌憚。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無準生證，就不準生出活的來。即便生下來了，醫生護士也必須把剛出生的無辜嬰兒活活弄死。據估計，從“計劃生育”開始，至少有四千萬名胎兒或剛出生的嬰兒被中共殺死。
從大陸鄉村的口號和標語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殺氣。“寧要家破，不讓國亡。”“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一人超生，全村結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并且不是說說而已。抄家、扒房、抓人、連坐、殺嬰等等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了。
2006年中國大陸媒體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武漢市黃陂區蔡店村村民黃求生因家境非常貧寒，沒有錢上下打點，計生辦的人沖到他家將已懷孕九個月的黃妻帶到計生辦手術室，給她打了一針墮胎藥，當日下午黃妻將孩子生下來。然而那一針并未將胎兒致死，計生辦的人見狀，就逼著黃把仍活著的嬰兒丟掉。下午五時左右，一位姓劉的太婆聽到街坊說，鄉財政所后面的廁所里有小孩子的哭聲。當過醫生的劉太婆趕忙循著哭聲找去，果然在男廁所的便池里發現了該男嬰，只見他除頭部外全身都浸在糞便里。劉太婆急忙上前將孩子撈起，簡單的清洗后，馬上抱到隔壁的診所，為孩子剪斷臍帶，打針消毒。一切處理妥當后，劉太婆用包被將孩子包好，坐在門口給他喂水喝。正在這時，鄉計生辦的五個人出現在劉太婆家門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說一把奪過劉太婆懷中的孩子，摜在地上。當時只聽得一聲悶響，孩子痛得四肢抽動，計生辦的人還不罷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腳。之后，這伙人將小孩拎走，走了老遠還聽到孩子的哭聲。最后，計生辦的人將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這樣的事例，在中國大陸，并非個別現象。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無神論教育的具體表現。即使發生很大的天災或戰爭，屠嬰都是重大的反人類罪行，而中共“無神論”教育下的各級官員唯中共馬首是瞻，毫無“人命關天”的基本道德觀念，對殺害嬰兒毫無負罪感。
西方國家有個傳統，遇到危險時總要把生機留給小孩和婦女。尊重弱者權利的民族，才會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權利。中共對嬰兒人權的蔑視，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權。中共對農民的壓榨，對礦難的冷漠，對上訪人員的無情迫害，甚至是對嬰兒的殺戮，都反映出“弱肉強食”的價值觀。結果就是中共人權記錄的持續惡化。
人們可能會找出種種理由說明不強制控制，中國人口膨脹該怎么辦？這只是這個問題的表象，而中共決策的黨文化因素才是問題的實質。共產黨頭腦一熱，想要人多，就鼓勵多生；人多得養不活了，腦門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殺得中華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習性的表現。現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幾個億，但是這些年中共在經濟領域放松一點，少管一點，人們不是吃得更飽，住得更寬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問題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目前在世界范圍內，由政府強制實施計劃生育的主要是中國。這里不是反對解決人口問題，而是反對中共為所欲為不敬神明，特別是殺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嚴重后果，其表現為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退休人口不斷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減少，資金一直嚴重不足的社會養老體系面臨崩潰的壓力。現在的一對夫婦在供養四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撫養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并不能絕對保證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沒有依靠，而國家又沒有救助機制。在中國農村地區，一個家庭一旦生了女兒，那么在女兒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將無人、無力從事農業勞動，失去生活來源。
計劃生育還造成中國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別比失衡。從前生了女孩，還可以接著生，直到有男孩為止。現在人們只能生一個孩子，許多人通過墮胎的方式對后代進行性別選擇，為了傳宗接代，香火傳承，流產女嬰保男嬰，結果造成男女嬰兒比例嚴重失衡，如今達到120:100，這意味著二十年后，會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約4000萬）找不到配偶，從而給社會埋下巨大的安全隱患。
控制生育還造成了城市年輕一代極少有兄弟姐妹，獨生子女們動輒成為一個個獨享寵愛的小皇帝，造成了“驕嬌”二氣嚴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責任感和缺乏對他人的關愛等等。當這一代獨生子女們成為社會的中堅時，他們的性格特點將影響整個中國社會。
其實，正如自然界存在規律一樣，人口的數量自身也存在調控的機制，正如《詩經》所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對于一個正常的政府來說，調節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學和聯合國統計資料都已經表明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民眾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區，生育率會自然下降。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只要婦女受過初中教育，生育率即會降低至2.13，從而達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學教育的婦女，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據1986年的統計數據，現在在進一步下降)。
習慣于殺戮和強制政策的中共，對于墮胎興趣盎然，而對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卻毫無興趣，投資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4%，在世界排名到幾乎末尾，不及非洲的烏干達）。按中共公布的資料，2006年全國的義務教育經費約需2260億元；而中共公款吃喝僅2004年一年就達3700億元。換句話說，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讓全國適齡兒童受到免費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將有效減緩人口增長的壓力。
本世紀，許多國家采取了家庭計劃的辦法。例如印度，超過21歲法定年齡結婚者予以獎勵、對生育了兩個孩子后主動做絕育手術的夫婦在家庭福利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給予照顧等等，但沒有強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國家也為家庭計劃立法，但這些國家的法律都明確規定：夫婦有權自由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間隔。
西方國家面對低生育率，應對的措施無非是經濟上提供補貼或者減稅之類的鼓勵，政府也不能通過強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去管每個家庭的生育問題，更沒有暴力機構去保證生育政策的實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造成的社會問題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