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黨話使人無法正常思維
黨話使人無法正常思維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壞了基本的道德準則。
傳統社會的人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間的關愛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為了奪取并鞏固權力，需要不斷煽動人們的仇恨。可是人們對同類的仁愛之心一時無法根除，中共于是創造了“階級敵人”、“黑五類”、“×教分子”一類的詞把它要鏟除的群體妖魔化，使黨員在迫害這些人時不但沒有罪惡感，反而有一種“理直氣壯”的“自豪感”。
在共產黨統治下，“出賣”一詞被“匯報思想”、“向黨交心”、“大義滅親”、“檢舉揭發”、“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等黨文化中的褒義詞語代替。“出賣”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譴責，而且被官方推崇為“高尚的革命情操”、 “堅定的革命立場”、“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對黨忠心耿耿”的“正義舉動”，它解除了正常人對“出賣”、“告密”等卑劣行為的羞恥感，鼓勵人們背棄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
黨話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這個系統本身是邪惡而變異的。在這個變異的黨文化大環境下，某些荒謬的思維方式反而顯得正常了。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習以為常，把它當成了正確性不容質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句話就像“布料是檢驗尺子的唯一標準”、“貨物是檢驗天平的唯一標準”一樣荒謬。如果一定要沿用這個句式，那么說“真理是檢驗實踐的唯一標準”還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會說，你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這般，在當時具有“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意義。問題恰恰在這里。必須把這句話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謬社會現實中，它才顯得“有理”。這就反證了黨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荒謬而變異的。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3）黨話使人難以和正常社會的人交流
人們接受了中共自我定義的黨話以后，既無法清楚地向黨文化之外的人表達自己的意思，也難以聽懂黨文化之外的人說話的真正含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人權”這個詞的不同理解。人權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當一個西方人談到捍衛人權的時候，他關心的是普通人的權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當一個西方人跟中國人談到人權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而不是中共政權的一邊，這時一個正常人應該對他表示感激才對。可是經過中共長期灌輸，很多中國人認識問題的基點是“這一定是西方霸權主義以人權為藉口侵犯我國內政”、“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聽到西方人講人權，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員跳得還高。這種交流中的錯位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損害中國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國人無法以一種開放平和的心態接納來自外部的訊息，從而斷送了校正民族發展走向的機會，使整個民族與正常人類文明始終格格不入。
結語：清除黨話，說正常人的話
1）如何辨認黨話
要想清除黨話，首先得能夠辨認黨話。辨認黨話的根本原則是：順著黨話想下去，一定會得出維護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是黨話詞語的“微言大義”。我們再來討論一些辨認黨話的簡單方法。
多問一個為什麼。近年來“搞政治”變成一個可怕的罪名。可是，中共不是號稱是個政黨嗎？它不是號召人們都要參加其組織、都要擁護它，并且都要關心“國家大事”嗎？這么一問，我們就會發現，中共是只許自己搞政治，不許人民百姓參與政治。又如“辦實事”這個說法。為什麼“辦實事”也可以成為中共官員自我標榜吹噓的資本呢？難道政府官員不就是應該辦實事嗎？不辦實事難道還要辦“虛事”嗎？這么一問，我們就會發現，中共官員的本職工作是整人、進行思想控制、再搞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所以辦一兩件“實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值得炫耀的了。
問問說的是誰：由誰來做？為了誰？比如“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口號，我們不妨問問：誰的穩定壓倒一切？老百姓的穩定，還是共產黨的穩定？當我們發現答案是后者，就可以知道這句口號也是中共喊出來維護自己統治的。
看看經常和什么詞搭配。比如，“宣傳”（黨的政策）、“貫徹”（中央精神）、“執行”（黨的決議）、“高舉”（……的偉大旗幟）等等。
看看同義詞、近義詞、或者反義詞是什么。填履歷表的時候，如果一個人既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共青團員，也不是“民主黨派”，就要在“政治面貌”一欄填寫“群眾”。為什麼不填“無黨派人士”呢？“群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思相同嗎？經過比較，我們發現，“群眾”并非“無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無黨無派，而“群眾”有想入黨的愿望卻不夠格，“黨”不要你，你只有接受“領導”的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群眾”，也是黨話詞語。近年有些中國大陸作者在提起共產黨的時候，用“執政黨”這個詞。為什麼不直接用“共產黨”這個詞？“執政黨”是相對于“在野黨”存在的，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在野黨，共產黨和所謂“民主黨派”的關系是獨裁黨和花瓶黨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的關系。“執政黨”這個詞的使用，造成了中共是民選政府的假相，是對中共獨裁政治的掩蓋。與此相關，“提高執政能力”的說法也給人一種共產黨在行使正常政府管理職能的感覺。其實，“提高執政能力”的正確解讀方式是——鞏固獨裁權力。
進行場景置換。想像一下是否存在出現下列場景的可能：洛杉磯市市長在某次會議上發言道：“我們要認真領會加州共和黨總書記××同志關于××問題的重要講話精神”；NBA（美國職業籃球聯合會）著名球星在接受美國電視網“西方之子”節目采訪時說：“我們獲得本次聯賽總冠軍，應該首先歸功于民主黨的領導……”
此外，進行縱向比較或者橫向比較，也就是跟中國傳統社會或者國際社會比較，也是辨認黨話的有效方法。
2）注意“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隨著中共意識形態的破產，黨文化成了中國大眾嘲弄取笑的對象，大量利用黨話編出來的民謠、笑話、戲仿、反諷成了人民茶余飯后的談資。比如人們用“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干部不怕吃喝難，百盞千鐘只等閑”之類的話諷刺吃喝風，底層民眾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政府是黃世仁，我們是楊白勞”這樣的語言表達對中共經濟政策的不滿。
黨文化確立以后，黨話成了標準的話語方式。修辭是偏離標準的表達法。上面列舉的由黨話衍生出來的修辭現象，固然是對黨話的嘲諷，可是同時也等于承認了黨話的先入為主，加強了黨話的“標準”地位。這時黨話從明處退到暗處，從人們的意識進入潛意識，以一種更難以令人覺察的方式發揮作用。我們稱這種現象為“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變形的黨話仍然是黨話，而且是隱藏更深的黨話。任何一個語詞都攜帶著特定的信息，在民謠笑話里經過變形的黨話仍然在潛移默化地發揮著對人思維的影響力。我們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這種語言。
目前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在公開場合譴責、控訴中共惡黨。在這種時候，人們應該使用正常人的語言和正常人的思維罵惡黨，而不是在黨文化當中、用黨話罵惡黨。
需要強調的是，某些黨話本來是正常人類社會的語言，可是被共產黨改造以后，在黨文化的環境中重復使用，染上了強烈的黨文化色彩。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今后不能使用這些語言了。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正常的意義上、在正常的語境里堂堂正正地使用這些詞，就像《九評共產黨》恰如其分地把中共稱作“邪教”一樣。
3）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
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十年內建立并推廣一個龐大的黨話體系，依靠的是暴力強制手段、封閉的信息環境和鋪天蓋地的宣傳灌輸。因此，清除黨話就不光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氣、拒斥黨文化的道德自覺，更需要大量接觸以正常人類語言為載體的真實資訊。如果中國人民拒絕繼續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他們的努力就不能不從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開始。
新的中華文化呼喚著新的語言，新的語言將由那些道德上獲得新生的人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