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中共對社會控制極端嚴密，在正常社會里由倫理道德、社會習俗等規范制約的領域，也一樣伸進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著大量的黨話。正常人的話一旦被“黨”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黨話；而黨話肆無忌憚地滲透、擠壓、改變和侵吞正常人的話語體系。
傳統社會對有婚姻關系的人的稱呼是“夫妻”、“夫婦”，“相公”、“內人”，近代以來稱為“先生”、“太太”，文氣一點的稱“外子”、“內子”，通俗一點的稱“老公”、“老婆”。不管怎么稱呼，這些詞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別，其中暗含著尊重不同性別的特點、進而做到兩性和諧共處的意思。
中共統治下，人們稱自己的配偶為“愛人”。“愛人”原來是相互愛慕的人之間的稱呼，意思和“戀人”差不多，還有很多國家是指情人，特別是非婚姻關系、不倫關系。在中共“根據地”，這個詞被廣泛用來指“配偶”，把妻子和丈夫都統稱為“愛人”，據說“反映了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結構的變革”。歷史學家吳晗初到“解放區”，聽人介紹吳玉章的太太時說：“這是吳老的愛人。”吳晗嚇了一跳，心想，吳玉章這么大歲數了怎么還在談戀愛？
“愛人”這個詞雖然沒有“同志”那么重的肅殺氣息，可是任何一個詞的背后總是含有一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揚所謂的“平等主義”，試圖抹平人與人之間在道德品質、文化教養、社會地位、財富和性別等方面的一切差別。“愛人”這個詞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等觀念（于下章深入剖析），變異了男女兩性的關系，顛覆了傳統的家庭結構，最終造成了復雜難解的社會問題。人本來有男有女，男人跟女人有各自角色和義務，陰陽調諧才有和諧的家庭。中共卻要人們不分男女，要女人干男人的事情，甚至要女人也參與暴力、“革命”行動，這樣的女人不但不溫柔，而且和男人一樣陽剛，家庭中也出現了斗爭和“革命激情”的碰撞，這樣怎么會有和諧生活？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的今天，“同志”一詞越來越受到冷落，不知從何時起，很多人將同性戀者稱作了“同志”。但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愛人”這個詞的黨文化含義，“愛人”仍然是中國人稱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著大量的黨話。比如，形容一個人心緒煩躁，人們會說他“滿腦門子階級斗爭”；說一個人德才兼備，人們會說他“又紅又專”；形容一個人勤儉持家，人們會說“艱苦奮斗”或者“艱苦樸素”。有人傷心欲絕，別人會安慰他，要“化悲痛為力量”；有人做出成績，別人會告誡他，要“戒驕戒躁”，“這才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
一個人從一出生，就被黨話包圍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會說：“你們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東”、“衛東”、“建軍”。上學以后很快戴上“紅領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學時學習好要被評為“優秀少先隊員”，中學時學習好要被評為“優秀共青團員”。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訴他“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為在中共統治下，文科因為跟意識形態離得太近，被人視為畏途。每學期末的操行評語第一句必然是“該生政治上要求進步，積極靠攏黨（團）組織”。填履歷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學以后免不了和“黨總支”、“團總支”、“政治輔導員”打交道。交朋友時說“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同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說自己“參加工作”了。“參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種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現在我被接納為其中一員了。“參加工作”意味著這個人有了“單位”、找到了“組織”，每周必須參加半天的“政治學習”，雷打不動。結婚要“單位”開“介紹信”，生孩子要有“指標”。這樣干了幾十年，到了退休年齡，要按照中共官僚體系規則論功行賞，某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叫“離休干部”，某年以后參加“革命”的叫“退休干部”，再年輕一點，就沒有“離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崗”、“內退”，被“組織”一腳踢開，去“自謀生路”。有些人不愿意受這份窩囊氣，就主動“下海”、“停薪留職”、“買斷工齡”。如果不幸去世，訃告中的最高評價是“忠于革命，忠于黨”、“×××同志的逝世是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的重大損失”，追悼會上少不了要列舉哪些黨政干部在此人病危期間看望了他。
黨話大舉入侵私人空間的結果是：正常的社會結構、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黨文化污染，人們失去了據以評判中共政權的重要參照體系。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漢語書寫系統的高度穩定性，對于保持華夏文明的穩定與統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歷史長、傳統深厚的國家，語言規范行為的謹慎與適度，就顯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卻不是保持正統文化的完整與純正。恰恰相反，為了鏟除一切妨礙中共建立獨裁統治的障礙，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并且給人們灌輸無神論、進化論、斗爭哲學等等邪說。于是，中共動用國家政權，進行超大規模的語言整肅。以國家機器用一切手段把黨話推行到全國，是黨話系統建立的根本特點。
1）黨話的來源
概括起來，黨話主要有六個主要來源：成批翻譯、黨魁制造、組織伴生、系統編纂、文人幫閑、大眾合作。
馬列主義是一種外來學說，最初的黨話必然以翻譯著作為載體。1897出版的嚴復譯《天演論》第一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了中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了鋪墊。1919年，《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完整譯本出現在《新青年》雜志上，黨話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譯馬恩列斯著作和蘇共文件當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專門設立“編譯室”、“編譯局”等部門。在延安被殺的王實味就曾經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等中共意識形態的基本詞匯就是從這些翻譯著作中來的。
中共黨魁是黨話的另一個主要制造者。毛澤東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有意識地制造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黨話。和毛同時或后來的中共黨魁如法炮制，試圖通過制造“新話”奠定自己理論權威的地位，從而在黨內斗爭中立于不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走資派”、 “四個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等等就是這些黨魁制造的新話。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需要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中共領導人個體同樣需要給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由于幾乎每一任中共領導人都留下了血債，因此他們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離，但他們又不能突破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預先設定的底線。華國鋒就是沒有擺正兩者的關系，沒有撇清和毛的關系，提出“兩個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臺。
中共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伴生”的黨話是指伴隨著中共的組織形式和常規活動而孳生的大量詞匯。這些詞匯有些是中共生造出來的；有些是漢語詞匯或是來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詞，但經過中共的長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強烈的黨文化氣息。因為這些詞和中共的組織運作相伴而行，構成了中共組織內部上傳下達的文件的堅硬內核，因此可以說是最隱蔽、但卻最強有力的黨話。
本文上半部分重點剖析的“宣傳、貫徹、執行、斗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斗、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就屬于這一類黨話。
系統編纂。中共控制一切宣傳機器、文教部門、科研機構，只要中共黨魁或者“黨中央”定下所謂“路線、方針、政策”，這些機構就開足馬力發揮論證，直到把它們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馬克思主義XX學》、《毛澤東的XX思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之類的書，就是把“革命導師”關于某一問題的片言只語收集起來，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轎子”的御用文人鋪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頭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也制造出大量黨話。
文人幫閑和大眾合作也是黨話的來源。邪黨的文人為了媚上邀寵、升官發財，主動配合中共制造黨文化垃圾。大眾生活在一黨專制之下，或順從或無奈，也參與了制造黨話的過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論調就是“文人幫閑”的一個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說出“沒有共產黨，中國怎么辦”這樣的話，就屬于“大眾合作”的范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