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大數據作爲查稅工具
《中央社》6月22日報道，KPMG 臺灣所（安侯建業）表示，中共政府的稅務查覈快速朝向“大數據”及“一戶式”管理進化，比過去更有效率、全面和精確，企業的稅務風險可能增加。
KPMG 臺灣所表示，在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下，中國各地積極推動網上辦稅，稅務查覈更不鬆懈。
根據 KPMG 掌握的統計數據，截至 4 月底，北京稅務局透過科技查稅工具，共查覈 1,839 戶納稅人，當中 67.96% 自行補繳稅款，已補徵到新臺幣 7.5 億元（摺合美元25,500,000；摺合人民幣178,500,000）稅款。
KPMG 臺灣所 China Practice 協理任之恆說明，隨着中國“金稅三期”徵管系統上線且運作日益完成，大數據分析已逐漸主導中國各地的稅務查覈工作，搭配“一戶式”管理，將企業在稅務、財務、發票、稅負、不動產及公司登記等環節的資訊以“一戶一冊”的原則歸納。
任之恆指出，歸戶後，可做到工商及公安部門等跨部門訊息共享，全方位掌握企業訊息，辨識出納稅申報、出口退稅等加強監管環節，這種新模式將使稅務機關更爲容易篩選出企業的稅務違規風險。
KPMG 臺灣所 China Practice 執業會計師劉中惠表示，中共稅局以往多以單一議題爲導向進行查覈，雖有所獲但效率有限，因現場查覈常因資源所限而流於表面；疫情期間，稅務人員作業執行從現場查覈改爲案源分析模式，更能看到企業全貌。
企業面臨更嚴酷的生存危機
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2020年2月20日在研究報告《中美稅制及稅負比較》中指出，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含土地出讓收入）高於美國，非稅收入佔比更高。全口徑下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爲35.2%，高於美國的26.3%。
報告說，中國以間接稅爲主，側重向企業徵稅，2018年稅收收入爲15.6萬億，其中個人所得稅爲1.4萬億，其餘接近90%的稅收基本是以企業爲徵稅對象，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美國的稅收結構以直接稅和個人稅爲主體，2018年，直接稅佔稅收比71.3%，個稅佔聯邦財政約50%，注重調節公平。
2018年，中國的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之和佔財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佔財政收入比僅3.7%。此外，2018年中國的非稅收入佔財政收入比重14.7%，遠高於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的佔比3.4%。
有中國廣東省某國企外貿經理表示，如果按照政府的規定納稅，企業等於是拿錢補貼政府，所以中國的企業要想盈利，不在納稅上做文章是行不通的。也是這個原因，政府要想打擊哪一個企業，只要派出稅務人員到企業查稅就行了。
不過，現在看來，隨着科技手段的發達並被中共所採用，這種原始的派遣人員的辦法可以省略了，因爲大數據可以讓中共瞭解每一家企業。
中共病毒對中國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創，企業在資金鍊、訂單和銷售等多方面遭遇困難，亟需休養生息。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4月初撰文表示，武漢肺炎引發了一場全球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形勢好比水庫大壩崩塌，需要緊急救援，給企業和居民直接提供現金補貼，確保其現金流不出現斷裂。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趙曉也說，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衝擊，其對生命與財富破壞的後果甚至可能大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和，目前迫在眉睫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保障中小企業以及中低收入人羣活下去，一天都不可耽延，一點僥倖心都不能有。
面對經濟學家的呼籲，中共政府表面上承諾對企業“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的融資和貸款成本，但這些政策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宣傳。在大疫流行期間，中共不但沒給企業和個人發錢，卻藉機完善了大數據查稅的工具，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狀況在這種大數據工具面前再無盲點。
中共不僅利用人臉識別、採集全國男性居民DNA等科技手段加強對中國人的監控，更開始採用大數據加強對企業納稅的控制，中國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生存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