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八九 6·4 後移居澳洲，業餘時間曾在海外華人電台和電視台兼任記者、節目主持人】
2020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 除了劉伯溫等預言家外有誰能料到我們的生活和世界竟然變成今天的樣子呢。
最近看到香港的新聞，看到一些年輕人和抗議者以及和武裝警察的沖突，心情真的很沉重， 不由得想起了89年的6·4. 那已經是31年前的往事了，卻和今天似曾相識。
很多事情記不太清了，但是清清楚楚記得我們是怎麽走向街頭的。
大概是89年四月中下旬，很多學校的學生已經參加了幾次學生遊行要求反腐敗改善人民生活，很多已經罷課去天安門了。我們學校宿舍樓裏已經掛出了橫幅標語，但可能因為我們是中醫院校，不及北大清華等有著五四青年的熱血，部分的學生還在早晨打著太極，或復習功課，或準備考完試再去看看情況。總之還沒有全體罷課走出校園。
一天早晨，按例大家都在食堂一邊吃早餐一邊聽每早的7點到七點半的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 突然聽到廣播裏說到：中醫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學習是學生的本分，不應該去遊行，他們都在認真學習上課雲雲。 哇， 我們全大眼瞪小眼瞠目結舌，我們被代表了！
8點不到，全體學生已經自發地在學校門口集合，標語橫幅也已經在前面舉起了。校長這次已經勸不住了，不由地也抱怨新聞聯播：本來我們管的挺好的，現在這不是添亂嘛！
就這樣我們終於走出了街頭和其它學校的遊行隊伍會合了。其中有善意地調侃我們的學生： 被逼出來了？
從天安門回來的路上，先要坐地鐵，竟然有人給我們讓座。我們惶恐說那哪能行，我們是年輕人。他們說妳們遊行走得辛苦，坐坐吧。下了地鐵等公交車，又有兩個騎自行的大叔模樣的要送我們回學校，說要不還要等半天車。我問妳怎麽知道我們是學生，他們說一看就看得出來，肯定是走到天安門請願去了， 辛苦了。
就這樣，學校就不上課了，我們每天都去天安門。學生絕食期間，因為我們是醫學院校的，所以負責送水，拉起給救護車過的緊急通道，擡擔架。
後來局勢越來越緊張，聽說士兵要進城了。附近的市民晚上把公交車停在我們學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上並有人值班說要堵住士兵進城保護學生。
一次在西單附近的巷子裏，有一輛載滿士兵的軍車被堵住了。附近的市民們試圖在和他們講真相，而士兵坐在車裏目無表情壹臉茫然。 一個老奶奶拿了一盆洗好的黃瓜西紅柿，一邊遞給大兵哥，一邊說： 孩子們，你們回去吧，你們不知道，那些學生們也和你們差不多大，他們是為了老百姓請願呀，你們可不能去打他們呀。天這麽熱，吃點兒東西回去吧。大兵哥依然是茫然，對被硬塞在手裏的黃瓜西紅柿惶恐著不知是不是可以接。
我媽說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在關鍵時刻生病了，五月底時我不知怎麽得了腮腺炎，臉頰腫的很大，發燒。同學們都善意提醒我應該回家休息 因為腮腺炎會傳染。等我差不多好了準備再去天安門看看的時候已經開槍了。
6月四日一早，老媽說晚上聽到槍聲了，我們一起去到附近的人民大學門口，那裏已經擠滿了人，老遠就能感受到那悲愴的情緒。 一些學生剛從天安門撤回來，有的人身上帶著血跡。 有人在向大家講述一開始我們以為是橡皮子彈。。。
路邊傳來一個女人哭喊聲。一個男人舉著一個花圈要走去天安門抗議，好像是他的孩子被殺了，那個女人應該是他老婆一邊坐在地上被他拖著 但抱著他的腿死死不放不讓他去，一邊撕心裂肺的哭喊著說他們有槍，你走不到天安門你也活不了了，並請求眾人幫她攔住他。
那種悲傷，那種無奈，那種憤怒。。。有幾個年輕的市民開始不能控制，他們掀翻了路邊停著的一輛空的警車，砸碎了玻璃。
我和老媽回到家，看到我爸坐在那看新聞聯播，電視裏反復播出的是軍隊鎮壓暴亂，而且有一個士兵被殺了 但是完全沒有說到其他方面如軍隊開槍市民和學生被殺。我爸老淚縱橫，憤怒地顫抖地用手指著我： 妳。。。妳們。。。到底做了些什麽？？！！
我驚到了！ 我爸，我親爸，難道您認為我是其中的一名反革命的暴徒嗎？
我在另一間屋裏哭，媽在旁邊勸道： 別理妳爸，他從來都是在電視前面坐著看新聞聯播，別的他什麽都不信。
我心裏好痛，從來沒有那麽痛過。。。每天早晨伴著廣播的新聞一起吃早餐，每天晚上伴著電視的新聞聯播吃晚飯。 細雨潤無聲，每天中央廣播電臺電視臺的陪伴已經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從來沒有意識到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就我了解的身邊事為什麽是這般不同呢。
我更心痛的是我親爸在我對他的事實陳述和新聞聯播中選擇相信了黨媒而不是自己的親生子女。
所以這幾天在看到香港的報道時，不由得讓我又回憶起了六四。 想象一下我爸和國人一樣在看新聞聯播，可以想象他們對抗議者或所謂威脅國家安全的暴徒們的痛心疾首， 心裏天涼好個秋呀。
真相，知道真相的權利在有些地方有可能是一個很奢侈的需求。 也有可能真相過於殘酷，還是選擇知道想知道的或被允許知道的吧。如果華盛頓郵報要是尼克松的喉舌的話可能也就不用下臺了。
（转自欧洲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