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頓勳爵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中共於1989年6月4日對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的發起的血腥鎮壓是一個轉折點，令鄧小平意識到，“一個國家不能夠完全靠着極權運作， 極權的警察國家引發的將是長期災難”，他因此希望進行改革，並提出了”一國兩制”； “6.4” 也令西方社會意識到，中共國並非人們熱愛之文化和文明的中國，應該將中共的惡行與中國和中國人分開，並希望能夠通過經濟變革帶來中共的政治變革。
他強調說， 當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與鄧小平就香港主權轉交、“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進行談判時， 撒切爾夫人曾經警告過鄧小平，“這個世界將關注於你們（在港的所爲）”，而且當時他們兩位領導人都意識到，如果中共的政策導致香港死亡，就導致了一座亞洲最偉大的城市的死亡，也傷害了中國大陸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動力基地；同時香港也是西方兩種文化自由接觸、交融的一個節點，他說：“正因爲這些原因， 香港才享有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地位。”
阿爾頓勳爵還表示，雖然習近平一直都希望中國能夠像美國一樣成功，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爲美國的成功源自於不受限制的個人的創造力，即來自於個人的自由；而中國大陸的西藏問題、法輪功的問題，新疆再教育營中被關押的維吾爾族人等問題，中共對聯合國包括世衛組織等機構的操縱、中共通過採購獲取西方包括電信基礎在內的重要資產等行爲，都喚醒了西方社會，也是中共欲修改基本法，在香港強行實施其極權的警察國家政策在香港受到抵制的原因， 他說“因爲（中共的這種極權警察王國）將導致人類所珍視的政治權力、法治、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繁榮和體面的生活方式都將失去。……中共在意的僅僅是極權和專制。“
他還表示，香港問題讓被中共的假象欺騙的左翼和執着於經濟依賴於中共的右翼意識到，“香港問題是對錯的問題，而且香港就如同當年的柏林牆， ”而5月22日，全球全球個國家的200多位政要一直譴責中共的“港版國安法”就表明瞭國際社會跨黨派支持此議題的意願。
他還表示，由於他非常尊重中國，所以他並不希望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倒退，然而英國政府在看清中共現實後，必須重置英國政府與中共的關係，雖然這種重置將是暫時的，因爲正如當年沒有人料到前蘇聯會垮臺， 但是柏林牆在一夜之間倒塌一樣，中共的時日也不會太長，因爲柏林牆的倒塌就在於人類對於基本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追求。
他說：“我希望中國是和睦團結的，但是這不可能來自於鎮壓、極權和專制， 我確信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需要親近自己的人民， 他們需要理解何時進行改革，而香港去年11月的地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大勝已經表明，香港並非人們認爲的只執着於金錢，或甘於被一個獨裁極權政府統治。”
他警告說，如果中共在香港一意孤行地推動其港版國安法，可能會迫使美國政府對中共官員啓動《 香港 人權及民主法案》，並迫使歐盟等西方國家對強推此法案的中共和港府官員處以“馬格尼茨基法案”；並導致中共遭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阿爾頓勳爵還表示， 他自己則準備在英兩院發起聯名信， 敦促英外交部先在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內的英聯邦國家開始發起庇護所有港民主抗議人士的行動，然後再將此行動擴大到包括臺灣、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他說：“我們一直在敦促英國政府允許持英國海外護照（BNO）的人獲得英國國籍的權力，但是最容易遭到中共鎮壓傷害的是普通的香港人，因此此倡議將保護所有在第一線捍衛民主法治理唸的香港普通民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