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斜體文字摘錄自博明演講：
“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經常受到各方指責，政府官員或御用文人曾經指責，“五四”運動偏袒西方，中國氣息不夠，甚至不愛國。
但學者張彭春的生平事蹟，駁斥了“五四”不夠“中國化”的觀點。同樣是‘五四’一代，像好友胡適一樣，張彭春拿到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出於對戲劇的愛好，他第一個把“花木蘭”改變成爲舞臺劇。他把西方話劇介紹到兄長資助的南開大學；再把名旦梅蘭芳3邀請到美國演出西化的京劇。中國的傳統道德修養和嚴格的教育理念中，張彭春看到了可以與西方思想相結合而形成新事物的優勢。
這最終彰顯了張彭春的最高成就：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決定性貢獻。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國際專家小組起草的。代表中國的資深外交官張彭春是該小組的成員。
《宣言》的目的是通過道義上的要求，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權來防止專制和戰爭。1948年宣言中規定的人權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曾寫道：“把西方的個人主義和中國的集體主義結合起來，”張彭春促成了一份所有國家適用的普世宣言。張彭春認爲，《人權宣言》不僅僅是關於個人權利，也同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有關。
張彭春的傳記作家，斯德哥爾摩大學的Hans Ingvar Roth強調了他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貢獻，他說：“如今宣言中最有意義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對個人基本需求和尊嚴的強調，張彭春都有關鍵貢獻。”
《宣言》在聯合國通過後的短短几年，對中國缺乏民主感到沮喪，張彭春辭去了外交官職務。不難發現，張彭春對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斷並不來自於古希臘哲學，而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對領導的品德要求。張彭春和胡適都知道“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不過是一派胡言，是最不愛國的論調。今天的臺灣就是鮮活的證據。
對此，有網友感嘆博明對中文和中國文化的瞭解十分深入到位，甚至爲自己對中國曆史的缺乏瞭解感到羞愧。有人說：“很慚愧，從一個美國人的口中第一次聽說張彭春。”
中國人權大師張彭春在中國鮮爲人知
經歷中共刻意的洗腦教育之後，到了今天，中國的人權大師張彭春在中國並不爲人所知。
據維基百科所載：張彭春（P.C.Chang，1892年4月22日－1957年7月19日），字仲述，中國天津人，張伯苓的胞弟，專長在戲劇和文學方面，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聯合國大會《世界人權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
1892年生於天津。1904年入天津敬業中學（即天津南開中學前身），1908年畢業並考入保定高等學堂。1910年考取北京遊美預備學務處（清華學堂前身），作爲第二屆庚款遊美生入讀克拉克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文學碩士學位、教育學碩士學位。1916年回中國。1916年至1918年任南開學校專門部主任兼代理校長。
1919年赴美攻讀哲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博士學位。1922年7月至同年12月間，應中華教育改進社之邀，赴歐考察各國教育制度。1923年至1926年任中華民國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1926年任南開中學主任、南開大學教授。1929年赴美，1931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後，從事中國國民外交活動。
1938年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1940年起，正式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官，先後過擔任駐土耳其公使、駐智利公使。
1946年聯合國大會期間，任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華民國代表。1947年7月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華民國代表。1947年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其曾在傳記資料中提到，當時是參考了《中華民國憲法》補強法政上的知識，而同時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議題提出主張。
張是引進儒家孟子的思想，結合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的理性思想，提醒良知爲人類共有，翻成英文叫conscience（良心），也應該體現在宣言中，而令宣言第一條中，將理性與良知都擺在同樣的位置。
1952年初退休。1957年7月19日因心臟病發作逝世於美國新澤西州，終年65歲。
中國大陸百度百科的對張彭春的簡介：
中國教育家、早期話劇（新劇）活動家、導演。字仲述，1892年生於天津。1908年畢業於南開學校。1910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哲學，同時刻苦鑽研戲劇理論和編導藝術。1916年回到天津，協助其兄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主持南開中學並任南開大學教授，同時兼任南開新劇團副團長。抗日戰爭期間，從事外交工作。後移居美國，1957年7月在美逝世。
這個簡介隻字不提張彭春在世界人權方面的貢獻，只在內文資料中的人物履歷有輕描淡寫提及一句：1948年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官方不提，學校教科書不提，張彭春在中國大陸因此被埋沒。
張彭春身後是中國人權慘酷現實 臺學者：講普世人權，就要正視中共的暴政
而張彭春和《世界人權宣言》被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提起，也直接令人聯想中共治下的人權慘酷現實。
82年前，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國際社會藉此共同宣告確認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概念。然而，中共建政後的中國，先後有三反、五反、鎮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城，1999年發動鎮壓法輪功，今天中國在人權問題上持續惡化，包括迫害各種信仰團體，以及迫害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上訪民衆，維吾爾族人、藏人、香港人等的基本人權，情況令人關注。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2018年6月曾在臺北六四紀念晚會上發表題爲“講普世人權，就要正視中共的暴政！”的演講。
曾建元說：曾代表中國席次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首席代表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張彭春教授，在傳記資料中提到，專長爲戲劇和文學的他，當時是參考《中華民國憲法》來補強自己在法政上的知識，同時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議題提出主張。
曾建元說，《中華民國憲法》本文正是抗戰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推舉張君勱修訂《五五憲草》而來。政治協商會議的倡議者和決議《和平建國綱領》的起草者，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決議採共識決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對於作爲政協決議一部分的《中華民國憲法》人權條款，是有過主張和承諾的。
但中國共產黨高舉所謂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旋即推翻和違背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政治承諾。他們不僅憑藉謊言從事欺騙，而且還透過國家暴力來鎮壓中國人民，目的就是爲了維護和鞏固中國共產黨自家的鐵桶江山。
曾建元說，特別令人感到悲哀與諷刺的是，《共產黨宣言》結尾說：“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但是今天中國的強大崛起，就是利用國家暴力榨取中國無產者的剩餘價值，而將之轉換成黨國的金錢與權力，更進一步以此爲資本對全世界進行帝國主義侵害和擴張。
曾建元發出形同預言式的觀點稱：“我們自由國家也必須警醒：如果我們繼續縱容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不僅是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自我踐踏，我們也將面臨未來更加嚴峻的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對人類文明的秩序產生更大的破壞和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