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別人也一樣”
中共很喜歡用“國情”來作藉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為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么壞事，中共這時就不講“國情”了，而是強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來“天下烏鴉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說腐敗，它會說哪個國家沒有腐敗？說鎮壓民眾，它會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說民主，它會說印度搞民主，也沒搞出什么名堂；說和平演變，它會說俄羅斯演變后是如何糟糕；說選舉，它會說臺灣的選舉是多么混亂；說中國現在資源浪費，貧富差距大，它說那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說沒有言論自由，它說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團控制？說天安門抓訪民，它說你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你；說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說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資格說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時比那些嚴肅的說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卻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眾。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貪污，都有人權問題。我們無意去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為別人殺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殺人”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時，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問題是一回事，對問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問題的發生，而回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眾反應和處理問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一出來，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說，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么關系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實上，案發之后，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統也得馬上回應，立即著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資料基本上也都是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卻是從上到下地一味掩蓋，還不準別人去揭露。
對于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殺，有個說法，就是你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你。中共在這里混淆了一個根本區別。中共說是可以申請游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準申請，對申請人還要打擊報復，更別提你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眾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讓警察抓走制造新聞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問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一樣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來處理。
還有人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一萬多名失業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當時的胡佛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眾，造成兩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錄片、歷史書、回憶錄等記載，他們并不是死于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殺。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來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聞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統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臺去。動用軍隊的教訓之深，成為后來美國總統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尼克松對前來請示的助手說：“讓他們在那里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沒有對“六四”事件有一個自我反省的說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沒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壓民眾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將來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還有一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說你寫篇文章，看西方報紙是不是給你發表，如果沒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為這么一個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偽，也就認為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其實是中共給人們制造的歪理。報紙怎么可能來什么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頭幾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實上，言論自由并不是說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后面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就是說，媒體作為個體來說，除了職業道德之外，當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并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么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你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紙，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紙，還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紙，你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你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諦。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資訊。在美國，政府常常處于媒體的批評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為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產黨不想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什么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殺。把言論自由當作任何媒體都必須發表你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實。用西方報紙都有自己的立場來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為中共鉗制媒體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并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為中共笑話民主自由、用來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說法，幫助中共維護一黨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爭和可能帶來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一種可借鑒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戰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羅斯好起來，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問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傳的確是在誤導民眾。一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三時（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一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壞賬率低于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一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一。我們無意為俄羅斯和印度說好話，他們都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復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說法去思考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歡共產黨，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產黨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產黨不受歡迎。
對于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問題，有人用“資本的原始積累”來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么一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說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后，資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產，同時有產階級在政治上有了明確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為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沒完，然后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產黨，同西方當時的情況根本不一樣，怎么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后的良性循環呢？
還有一個聽起來最徹底的類比：如果你去顛覆國家和政府，你看哪個國家不鎮壓你？這是一個很“巧妙”的偷換概念的問題，很有迷惑性。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復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覆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覆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泄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么會鎮壓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覆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覆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于一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戰亂作為，也是中共用來否定宗教自由，為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帶來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卻盡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著中共對信仰一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還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于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寶劍。其實，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為觸動了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