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森教授的文章說，古希臘人認爲，在危機中真正的領導才能是“戰略遠見”。
危機中的“有遠見”意味着明瞭一個國家的優勢和劣勢，能夠最充分地利用優勢，並儘可能避免劣勢。有遠見的領導者，尤其是在非理性的絕望時期，能夠描繪出一條取得勝利的理性之道。
當媒體大喊“災難！”時，這樣的領袖不會陷入恐慌和沮喪；他們也不會在成功時因齊聲的讚美而飄飄然。
一些美國將領，如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謝爾曼將軍（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和勒梅將軍（Curtis LeMay）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都同樣威震四方。在和平時期和動盪時期，對領導人素質的要求不盡相同。
在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知道北方軍的壓倒性優勢最終能夠擊敗南方軍，但前提是他必須在諸如布爾朗（Bull Run）和切斯勞維爾（Chancellorsville）這樣的戰役失敗後能使美國團結在一起，並還必須有諸如謝爾曼和格蘭特（Ulysses S. Grant）這樣偉大的將軍。
英國的丘吉爾首相也許是歷史上最傑出的戰時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不間斷地轟炸倫敦這個英國最黑暗的時期，丘吉爾知道英國不斷喪失的優勢仍然大於德國的優勢。最終，這個極小的優勢將確保勝利。
丘吉爾確信英國擁有強大的海軍，而德國沒有。英國很快將有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盟友，兩者都比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和日本強大得多。
丘吉爾預見到，這些未來盟友的經濟將遠遠強於軸心國。雖然離失敗越來越近，丘吉爾所屬黨內的一些人也呼籲與希特勒進行談判，但丘吉爾成竹在胸。
羅斯福總統也同樣有遠見。在珍珠港事件後噩夢般的日子裏，羅斯福冷靜地開放了私營企業以重新武裝美國，他知道速度將是驚人的。
羅斯福承諾將取得勝利，不是因爲他知道很快就能實現，而是因爲他預見到只要他做出正確的選擇，美國的優勢必將確保世界的勝利。
即使在戰爭初期的慘淡日子裏，羅斯福仍不斷提醒美國人爲何能夠以及如何獲勝。這種自信不是基於幻想，而是基於理性的思考和合理的樂觀。
在當前中共病毒危機之際，衡量川普總統領導能力的不是今天媒體的尖叫或明天的民調。支持者的稱讚或敵人對他可預見的詛咒都無關緊要。
相反，川普總統的成功與失敗在於他是否有戰略遠見。如果他驚慌失措，並讓這個國家長期停罷，我們將陷入蕭條，這將比病毒導致更多的生命損失。但是，如果川普總統過早宣佈勝利，並敦促美國人倉促恢復正常生活，他可能會讓病毒捲土重來，並引發新一輪恐慌。
正確的方法是，川普總統必須充滿信心，思考如何整合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最偉大的醫療人才、最偉大的軍事力量，以及最偉大的能源和糧食生產能力。正確的政策可以抵禦潛在的巨大災難，而又不損害這個歷史上最大的經濟體。
如果川普總統能夠表現出如此的聰明智慧，他就可以在醫學專家的共識和經濟顧問的警告之間達成平衡。前者強調中共病毒存在生命危險；後者警告停罷萬億美元的經濟可能給美國人造成更大的破壞性和致命性災難。
就像丘吉爾一樣，川普總統必須掌握正確的信息，而且還必須憑直覺來判斷哪些專家的建議值得懷疑，哪些受到啓發，哪種正統建議是錯誤的，以及哪種非正統選擇是正確的。
如能這樣，川普總統就能打敗中共病毒，挽救經濟，並將災難變成美國在應對瘟疫和經濟方面的雙勝利。
這樣的遠見也可以提醒美國人，永遠不要再將關鍵行業外包到中國；也不要聽從那些在蕭條時期總是悲觀的人的話，這些人只會從別人的勝利中邀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