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命令旨在確保藥品供應鏈中的中間商不能保留製藥公司提供的回扣，而是必須將節省下來的錢轉嫁給醫療保險受益人。總而言之，總統已經採取了至少十幾項行動來降低處方葯成本，而參議院提出的至少九項法案也旨在實現同樣的結果。
川普的最惠國定價計畫是在其第一任期即將結束時推出的。
該計畫因法庭挑戰而受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上任後不久就放棄了該計畫。2020 年提出了一項計畫，要求供應商將製造商折扣轉嫁給醫療保險受益人。 拜登在該計畫生效之前就撤銷了該計畫。
這些舉措取得了一些成效，包括川普於2020年啟動的一項試點項目，將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受益人的胰島素費用上限設定為每月35美元。當時，在美國，一瓶胰島素的價格約為100美元。
該計畫取得了成功，後來通過《2022 年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將該計畫擴大到所有醫療保險受益人。到 2024 年，大多數大型製藥公司已自願將所有美國客戶的胰島素自付費用限制在 35 美元。
然而，美國人支付的處方藥費用仍然是同等國家的近三倍，有時甚至更高。
根據2021年政府問責報告，用於治療2型糖尿病的藥物Trulicity在法國的標價為67美元。而在美國，它的售價為798美元。
與此同時，口服抗癌藥物Remlivid在澳大利亞的標價為4723澳元。在美國，它的售價幾乎是這個數字的五倍，達到22048澳元。
為什麼？一個原因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利用國家醫療計畫的力量來控制價格，而美國缺乏全面的國家處方葯戰略。
至少一位參議員認為，解決方案是停止對有缺陷的系統進行修補，而是採取全面的方法來規範整個醫藥供應鏈。
其他人是如何做的？一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協商低價處方葯，是因為他們擁有國家醫療保健計畫，這使得他們幾乎完全控制了藥品市場。根據美國政府問責局 (GAO) 的數據，以下是一些國家的具體做法。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擁有國家醫療保健體系，部分由州、領地和地方政府管理。處方葯定價由國家層面制定，首先要評估藥品的價值。這項評估由澳大利亞獨立的藥品福利諮詢委員會進行，該委員會負責評估新葯的成本效益，並可能建議將其列入國家醫療計畫的核准藥品清單。
該決定由澳大利亞國家衛生部長做出，隨後衛生部長將與製造商協商確定價格。除其他考慮因素外，衛生部長還會評估添加該藥物對國家預算的影響。
加拿大
加拿大通過兩種方式保持處方葯價格低廉。首先，加拿大聯邦政府為每種藥物設定最高允許價格。政府制定的最高允許價格部分基於該藥物的治療價值。如果該藥物是同類首創，則該治療價值可能較高；如果市場上已有類似藥物，則該治療價值可能較低。其次，全國13個省和地區的健康計畫與製造商聯合協商定價，結合各自市場的力量。
法國
法國擁有包括處方葯在內的國家醫療保健體系。法國政府根據對藥品治療價值的評估與製造商協商價格。該國還對處方葯總支出設定了上限。
缺點
這些安排顯著降低了政府和患者的處方成本，但也存在一些缺點。當美國保險公司無法與藥品製造商協商出一個可接受的價格時，保險公司可能會選擇不承保該藥品。然而，其他公司通常會承保該藥品，因此患者仍然有選擇。
然而，當某種藥物被排除在國家健康計畫之外時，在該國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更難找到或買得起這種藥物。
例如，根據政府問責局2021年的一項研究，用於治療激素疾病的藥物Signifor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無法買到。部分糖尿病藥物Trulicity在澳大利亞無法買到。抗癌藥物Revlimid 5毫克和10毫克膠囊在法國也買不到。
或者，國家醫保範圍之外的藥物可能仍然可以買到，但價格更高。
藥品短缺是另一個問題。在實行全民醫保的國家，製藥公司確保藥品供應的動力較小。製藥公司會青睞那些利潤潛力更大的市場。
自由主義智庫競爭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傑里米·尼格霍西安（Jeremy Nighohossian）表示：“（藥品）短缺是脫離自由市場程序強行定價的自然結果。”
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斯蒂芬·烏布爾（Stephen Ubl）在 5 月 12 日回應川普的計畫時表示，“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外國藥品對美國患者和工人來說是一筆糟糕的交易” 。
“這將意味着治療和治癒機會的減少，並將危及我們會員公司計畫在美國投資的數千億美元——威脅就業，損害我們的經濟，並使我們更加依賴中國的創新藥物。”
美國體系
在美國，各個政府機構、私人健康計畫和商業保險公司都採取各自的方法來控制處方藥費用。
2022 年《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授權醫療保險與保險公司協商價格。
這些談判導致 10 種藥物的價格下降了約 40% 至 80%，並於 2026 年生效。另外 15 種折扣藥品價格將於 2027 年生效。
然而，康涅狄格大學藥學院的C·邁克爾·懷特表示，所有這些藥物都屬於價格較低的小分子藥物。用於治療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昂貴大分子藥物均未打折。懷特認為，進一步節省是可能的。“私人保險公司會與製造商協商所有藥品的價格，那麼為什麼聯邦政府每年只協商少數藥品的價格呢？”
保險公司通常將處方葯談判外包給藥品福利管理公司。這些公司不僅負責談判價格，還負責為保險公司處理藥品理賠。
理論上，這應該會降低消費者的價格並提高保險公司的效率，但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表示，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格拉斯利 5 月 13 日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關於藥品競爭的聽證會上表示，藥品福利管理人員“對處方葯供應鏈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作為中間人，他們決定病人可以使用什麼藥物以及病人在藥房櫃檯支付多少錢。”
儘管藥品福利管理機構聲稱降低了成本，但格拉斯利指出了他所謂的“不透明”的商業行為，稱藥品福利管理機構的利潤“以與他們提供的服務不符的方式”增長。
格拉斯利提出一項法案，要求藥品福利管理人員對藥品價格和服務費更加透明。
補丁與整體方法
政策制定者普遍認為葯價高是一個問題，但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還沒有達成共識。
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和彼得·韋爾奇（Peter Welch） 於 5 月 5 日提出一項法案，以實現與川普計畫類似的目標，迫使製藥商在美國提供更低的價格。目前正在討論的共和黨預算協調法案還包括使醫療補助系統中的藥品定價更加透明的條款。
參議員湯姆·蒂利斯 （Thom Tillis） 認為，這種漫無目的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他認為國會必須退一步，評估整個藥品供應鏈，以決定“我們最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蒂利斯 5 月 13 日表示：“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短視、不可持續的，不會產生結果。”
根據川普的最惠國處方葯政策，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將於6月11日前向製藥商公布第一輪目標價格，旨在使美國藥品價格與發達國家藥品價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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