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日益增強的凝聚力，加上日本和美國對中共形成戰略制衡，正在重塑國際經濟格局，對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構成挑戰。《日經新聞》2月5日的一篇分析指，自2003年以來，日本的出口重點越來越傾向於經濟強勁的美國，而與經濟陷入困境的中國的貿易卻明顯下降。
日本財務省2024年1月24日的最新貿易統計數據揭示了日本貿易表現的細微差別。2023年，日本出口創歷史新高，達1008865億日元（約合7566.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8%，首次突破100萬億元日元（約合7500億美元）大關。相反，進口減少7%，總額為1101779億日元（約合 8260 億美元）。這導致貿易逆差達到9.2913萬億日元（約合696.8億美元），但這也代表着日本經濟顯着的改善，赤字比2022年縮小了54.3%。
仔細審視數據顯示，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激增至20.2668萬億日元（約合1520億美元），同比增長11%。相比之下，對中國的出口額降至177646億日元（約合1332.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6.5%，其中鋼鐵和汽車零部件出口明顯下降，分別下降24.9%和24%。日本對歐盟國家的出口也出現增長，總額達到10.374萬億日元（778 億美元），增長10.9%。
對美國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汽車行業，出口額同比增長35.5%，約150萬台，達到5.8439萬億日元（約合438.3億美元）。儘管該數字仍落後於2019年大流行前174萬台的水平，但2023年美國COVID-19大流行的穩定、消費的復蘇以及全球供應鏈問題的緩解使主要豐田汽車公司等日本汽車製造商從零部件短缺造成的生產挫折中恢復過來。
此外，日本海外市場對混合動力汽車（HV）的需求不斷增長，雷克薩斯和豐田RAV4等豪華品牌在美國銷量強勁。此外，日元貶值進一步提振了出口，在全球經濟關係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為日本不斷變化的貿易格局增添了新的色彩。
全球調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影響
有分析指，新冠大流行標誌着北京經濟和政治立場的關鍵轉變，明顯向左翼威權主義傾斜。這種轉變，加上全球對中共的抵制，導致了中國經濟和貿易的全面下滑。西方經濟體與中共保持距離的步伐加快，顯着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向《大紀元》表示，西方社會與中國出乎意料地迅速脫鉤，突出在兩個主要表現：中國進出口貿易大幅減少，跌至近年歷史最低水平。歷史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額佔中國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此後，這一數字已降至30%左右，標誌着與日本、美國、歐盟、韓國和臺灣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大幅下降。
王赫說，“過去，中國與日本的經濟交往使中國成為東京的主要貿易夥伴，對日本經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2022年發生了顯着的轉變，中共與西方的脫鉤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一體化的深化相平行。這種轉變在日本和美國以及臺灣和韓國之間的貿易動態增強中顯而易見，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
王赫進一步指出，隨着西方國家遠離中國，西方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聯繫得到加強，相互投資和貿易的增加增強了美國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作用。美國數據顯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份額已回落至2003年的水平，降至13%。
王赫認為，當前日中經濟脫鉤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去年日本與美國聯手對中國實施半導體出口限制之後。此舉象徵著美國主導下對中國的全面戰略包圍，包括美國、日本、臺灣和韓國對中國半導體准入的限制，以及美國、日本和荷蘭之間簽署的秘密半導體協議收緊出口對中國的控制。
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包括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升級、經濟狀況惡化、外資外逃、生產率下降、進出口下降、失業率上升等。市場普遍預計，2024年中國經濟復蘇將十分艱難，前景可能進一步惡化。
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穆迪去年12月將中國評級展望下調為負面。此外，今年1月，領先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將中國列為2024年全球十大風險之一，並認為“中國經濟無法復蘇”，突顯了目前中國經濟格局面臨的重大阻力。
中日經濟關係仍面臨挑戰
去年9月，日本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批准下決定釋放經過處理的核廢水，中日經濟關係的複雜性進一步加深。
此舉引發了北京的強烈反應，對消費日本海鮮產品發出警告。這一警告的影響在貿易數據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日本財務省報告稱，2023年9月日本對中國的海鮮產品出口額與去年同月相比下降了99.3%。扇貝曾是兩國貿易的主要產品，但其出口額卻驟降至零。
北海道函館海關的數據顯示，去年9月北海道對中國的海鮮出口（包括加工產品）完全停止，這讓情況更加複雜。相比之下，對美國的出口，尤其是扇貝，猛增至16.8億日元（約合1100萬美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長1,273倍。
美國駐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紐爾重申了日本和美國共同應對中共經濟脅迫策略的承諾，此舉象徵著雙邊團結。10月30日，美國軍方簽署了採購日本扇貝的長期協議，確保了這種海鮮在軍隊食堂、船舶甚至軍事基地零售店的多元化應用，進一步體現了這種夥伴關係。
中國對日本海產品的禁運促進了日本的戰略重心轉向減少對中國市場的經濟依賴，並共同努力更深入地滲透美國市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證明了這一戰略，該組織在休斯頓、洛杉磯和紐約開設了新辦事處，旨在擴大日本烹飪產品在美國的足跡。
1月中旬，在持續的經濟僵局中，由約200名商界領袖和首席執行官組成的龐大日本經濟代表團開始訪問北京。這是自2019年疫情爆發以來首次派出此類代表團訪華，標誌着修復經濟關係的重要嘗試。
代表團的議程雄心勃勃，不僅尋求取消海鮮進口禁令，還尋求進一步明確中共的《反間諜法》執行情況，以及恢復免簽證旅行規定。儘管該代表團與包括總理李強和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內的中共高級官員進行了討論，但日方的具體關切並未得到直接承認或解決。
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的是，中共國防部對日本的防務政策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其與澳大利亞、韓國和美國的合作。
獨立評論員諸葛明陽強調了中共領導方式的內在矛盾，指出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可靠人員的集權控制的挑戰。他認為，這導致了國內和國際事務的混亂。
這些事態發展凸顯了中日經濟關係面臨的多方面挑戰，環境問題、外交緊張局勢和戰略調整都在塑造兩國未來互動軌跡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