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總部位於阿聯酋的全球另類投資平台達爾馬資本（Dalma Capital）首席投資官杜根告訴英文《大紀元》，“對於美國投資者來說，沒有什麼比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更大了。”“上次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投資者期待美國在貿易問題上採取不那麼對抗性的立場，然而這並沒有實現。”
8月2日，美國總統拜登發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國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和合資企業對中國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半導體的投資。該命令擴大了前總統川普（特朗普）之前的命令，是拜登政府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並挑戰其侵犯人權、貿易行為和技術野心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同日，美國政府還擴大了對中投資審查，特別是那些可能用于軍事用途或對美國家安全產生影響的投資。
針對美國的限制措施，北京方面採取了報復措施，對一些美國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比如禁止美光科技等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並發起反壟斷調查；還對德勤、貝恩公司、凱盛集團、明茨集團等美國科技公司進行“調查”。此外，北京還實施了貨幣管制以限制資本外流，令中國投資者更難為美國初創企業提供資金。
“對貿易的限制正在迅速推進……對未來雙方如何相互合作幾乎沒有任何定義”，“例如，對技術轉讓以及產品和服務流動的限制仍非常不穩定，並且有多種解釋。”杜根說，“投資者總是難以預測和處理國家之間的政治衝突，而當前的緊張局勢已對想避免監管風險或制裁的美國投資者產生了寒蟬效應。”
中共可拉動的投資越來越少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新興技術利潤豐厚的市場之一，中國的科技行業吸引了許多美國投資者。例如，根據畢馬威今年第一季度的Venture Pulse報告顯示，隨着COVID-19浪潮消退後，風險投資活動在本季度下半年有所回升，中國的風險投資（VC）投資總額達到74億美元。
然而，1到4月，中國初創企業的風險投資金額同比下降44.8%，達到116億美元，去年同期為212億美元。
雖然拜登的行政令只是限制美國投資者進入中國科技行業，但北京方面的報復舉措阻止了美國公司更廣泛地尋求在中國投資，因為擔心受到制裁或摘牌。
PitchBook數據顯示，第二季度涉及美國風險資本投資者的中國交易額約為2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24億美元，2019年疫情爆發前為38億美元。
硅谷連續投資者、人工智能初創公司Alice的創始人古普塔（Karan Gupta）表示，這也限制了美國投資者利用中國技術創新和人才基礎的能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很難證明在中國的投資是合理的”，“無論是業務擴張還是投資中國企業，對我來說，法規、中國經濟以及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其他主要國家的態度，修正中共的全球角色等等，都是驅動因素。”
中共已“四面楚歌” 投資者轉向
儘管如此，雖然更嚴格的監管審查、經濟停滯和地緣政治緊張等實際現實是投資者和企業家對中投資更加謹慎的原因，但來自其他市場的競爭也促使他們將目光投向其他地方。
古普塔表示，“全球市場足夠大，其他國家願意提供良好的條件——例如印度和越南的製造業。除非你的業務必須在中國，否則你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審查和擔憂。”
據分析，中國在經濟、技術、安全、外交等各個領域都面臨著來自其他國家日益激烈的競爭。除美國外，其他競爭對手還包括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和俄羅斯等。特別是在南亞地區，與中國有着漫長且有爭議邊界的印度被廣泛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印度也一直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保持警惕，認為這是“對鄰國的戰略包圍和債務陷阱”。
過去幾年，印度也在“四方框架”內與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結盟，旨在“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合作”。“四方安全對話”，俗稱“四方”，由印度、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組成。
同樣，日本是中國在東亞的重要競爭對手，兩國之間有着對抗和不信任的歷史。日本還對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和在該地區的侵略行為表示擔憂，特別是在臺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日本已加強了與美國和其他盟國的安全合作，以應對中共的威脅。
此外，俄羅斯與中共的關係也很複雜，在“新興聯盟”和“永遠的競爭對手”之間搖擺不定。一方面，俄羅斯和中共在能源、商業、國防和多邊主義等各種問題上開展合作，並在面對西方壓力和制裁時相互支持。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中亞、北極和中東等爭奪影響力和資源的地區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和擔憂。俄羅斯擔心，從長遠來看失去戰略自主權並成為中共的次要夥伴。
杜根表示，“美中間的貿易戰正在導致投資機會區域化。拜登總統的指令和中共的報復反映了華盛頓和北京在各種問題上日益加劇的對抗、競爭和分歧，這很可能決定全球初創企業格局的未來。”
古普塔則強調，“我建議（美國）初創企業和投資者在押注中國之前，仔細考慮其中的利害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