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16年11月26日】（本台記者梁路思采訪報導）
香港歷史、政治學者鄺健銘，日前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新著《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新書會，鄺健銘從新加坡和香港的歷史背景、政治架構、面對的社會問題及發展做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香港相對於新加坡，民間力量較大，應學習民間活動空間較為自由的瑞士管制模式，而非新加坡的精英管治。
11月24日，受新加坡陸軍9輛裝甲車在未申報下透過貨輪運輸抵港、遭海關扣押事件的影響。11月25日，鄺健銘的新書會吸引不少浸大學生參加。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的鄺健銘就香港與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參考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中國，以及如瑞士、盧森堡、北歐等國家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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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民間力量創新路 不要守株待兔
他認為，瑞士是一個邦聯國家，每一個州都有較大自由活動空間，而每一個洲就好像一個國家，可醞釀一個比較自由發展的空間，令瑞士的創業指數、人類發展指數有相當好的成績，香港對於新加坡有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就是社會民間力量強大，盡管這可能是香港“最後剩下的一個很重要的資產”，但比較適合瑞士的發展模式：“這個我覺得是比較適合香港的一個原因，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目標。”
他認為，目前的香港，由於重重的政治阻力、甚至政黨都有掣肘的情況下，對制度越來越難以寄望，因此，香港最後的資產、最重要的力量在民間，那就應該還原基本步，管治不能以政府為中心：“就好像工人黨拋出了一個計劃，就是站在社會、以民間為中心基礎，民間是不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扮演政府角色呢？是不是可以和官方合作，去做一些推動管治的方案，而不是坐在這裡，叫政府去做這樣做那樣，這個就是善用香港社會力量優勢的一種思路，重新定義管治，重新去走創出香港自己的一條路，管制自己未來的路。”
具體可以怎麼做呢？他提到民間曾發起的“維修香港”計劃可以參考，這計劃甚至可以擴大到一個社區；台灣有一個工人搭建平台去審理議會、議案；美國也有類似的平台，就是善用民間臥虎藏龍的力量，提出民間智慧的政策方案，不要再被動的守株待兔、等待政府撰寫政策綱領。
對於未來香港的民主發展，他強調，不能忽視因素，香港是一個國家之內的特區，但目前香港社會矛盾加劇、社會撕裂嚴重，北京政府若不放行香港開啟政改之路，是否也會憂慮未來香港會繼續動蕩，他就引用香港國際關系學者沈旭暉著作來回應：“香港的民主發展可能不是國家目前重要的一環，國家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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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存四大差異 本土意識接受亦不同
鄺健銘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盡管曾經都是英帝國的一個城市，但到今天為止，香港和新加坡在政治地位、世界定位、人口結構及本土意識的接受上都存有差異。
他解釋，政治地位的差異容易理解，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香港是一個國家之內的行政區，但這個差異一直影響世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比喻新加坡是一個舢板，還沒成為一個郵輪。特首梁振英形容香港是一個萬能插頭，舢板有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可以自由融入世界，但萬能插頭不行，沒有自由意志，插什麼，不插什麼自己都可能控制：“但香港以前也是一個舢板，以前香港和新加坡都是英帝國的一個城市。”
他說，新加坡有多元種族 ，對本土意識的接受被視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但香港無論是官方甚至是知識分子：“就很容易說這是邪惡的、不道德、法西斯之類的東西，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他認為，具體體現在對歷史的書寫上，原因是在當權者眼中，自己的世界觀甚至是權力的分布、制度的安排等都需要歷史去正當化， 意味著如果民間去書寫一些非官方的歷史書，就可能動搖歷史的發展觀甚至是權力的分配。現在香港中史課程的改革，為什麼會有一堆政治味道，就是香港的歷史會在官方的想像裡、中史的框架裡去教，但新加坡會獨立成科。
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和民間對歷史中的左翼的態度也剛相反，新加坡政府不斷強調，當年政府果斷的打壓左翼是正確的，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重要，但民間開始同情的左翼人士；但香港政府越來越傾向當年的左派，去年，香港警方已經在改寫這段歷史：“就是政治議程決定怎麼書寫歷史的原因。”但民間就一直把當年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當作是心中的一個刺。
鄺健銘表示，政治議程決定歷史的書寫，而歷史的書寫會“影響我們的世界觀，影響我們的核心價值，乃至我們怎樣看政治權利怎麼安排，這個地方如果發展的不好，到底和我有什麼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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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透露，他曾寫過一本書，有參考中國學者的一本書作為參考，該名姓汪的學者的論點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府見到意識形態出現真空，權力出現真空時，就是從新修訂歷史科的課程大綱，強調“毋忘國恥”，令到國民可以槍口一致對外，繼續不斷記住在近代中國歷史裡面外國列強怎麼欺凌中國，外國列強包括西方國家和日本，因此，2012年時香港人可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反日時，中國人可能見到日本秋田犬都會打，其中一個背景因素，就是“毋忘國恥”這些東西在起作用。
他認為，正是因為這個案例，這個歷史書寫的剪裁，可營溯不同的世界觀，若香港好像大陸一樣去重新書寫香港的歷史，絕對不是一件好事：“那會怎麼樣呢？是在走什麼樣的一條路呢？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一種世界觀、發展方向，尤其是香港以前相對能夠面向世界，如果用中國大陸那種民族主義視覺，開始就會好像萬能插頭一樣，只能被動將世界視野縮窄到中國大陸，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對香港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
鄺健銘還提到，其實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也曾提倡過湘獨，主張湖南應脫離中國，宣布獨立自治的政治運動。其實，外國勢力對國家的發展其實好重要。他舉例；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已打完，但美國仍沒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原因當時英國還是一個帝國，也不願把美國視為一個正常國家可進行正常的簽署，海上的航海權亦還在英國手上，美國的生存空間被壓制，結果出現了經濟問題，最後出現聯邦制度，最終建立了政府。
清朝末年清政府想建國，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利用外國的領事成立了大慶皇家海關去收關稅，作為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這是在打天平天國的年代。因此可見，中國在近代發展史上，外國的勢力可以是好朋友。有一本書就是講20年代初、五.四運動無政府主義時期，共產國際派代表做串聯，才開始令蘇聯的社會主義世界觀在中國傳播，逐漸演變成現在的中共。這本書講的，正是外國勢力是怎麼用黑天鵝的形式來影響中共。而新加坡也一直重視鏈接世界國家，也正是因為外國勢力、世界的影響很大。
不過，鄺健銘重申，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其實也要付出很多代價，包括知識分子憂慮，新加坡精英管制繼續走下去，是不是會令到國家再也沒有適應力去面對越來越多的世界壓力，會不會經濟體太依賴外力，若民間有政治阻力，會不會令新加坡能與這個世界有更好的聯系。
他總結，前車可鑒，見到香港相對於新加坡，民間力量較大時，更加應該學習瑞士那種民間活動空間自由的管制模式，而不是新加坡那種強調少數人的精英管治。
責任編輯：李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