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2015年“被旅游”看上海、北京
2015年“六四”前公安提出去“旅游”，問想去哪？我要去上海。1948我隨父母，舉家遷上海，後來進山大，每年假期，都回家探親。孩子上復旦，也常去看望，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鄉。1981年我在勞改隊，寫了篇《評毛澤東的城市建設方針》（已收入《獄中上書》p361），其中多次提到上海，批評毛澤東“城市太大了不好”。回大學任教，再次研究上海，發了文章。現在故地重游，不少感觸。
**從侄女夫妻遭遇看戶籍制度**
5月25日，我們到了上海，住進西區一個賓館。晚上見到侄女和女婿，拉起家常，他們回憶過去經歷：“文革”中，倆人都是中學生，“響應”中共號召，一起到安徽插隊落戶，以後進了當地工廠，在安徽生活十多年，倆人又重回上海。但是侄女戶口仍在安徽，退休金只有1600元；看病必須回安徽報銷，而且只能報銷很少一部分，為此，她小病拖，大病抗，現在落下一身毛病。而她的丈夫，戶口轉到了上海，退休金卻是4200元。比侄女多了2600元，看病全部報銷。
倆人僅僅因為戶口不同，差別就這樣大，他們的遭遇在上海絕非個別，不到二十歲下鄉，回上海生活近三十年，現在是六十多歲的人，因為沒有上海戶口，而受到各種歧視。至於農民工，外地遷入者，所受歧視更是不言而喻，現行的戶籍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權。
在特權制度下，廳級干部，只要工作調北京，一家人全有北京戶口，雞犬升天；孩子考大學，輕松上北大。當前的戶籍制度是保護特權階層利益的，這些特權者也是改變戶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1949年中共建政，在這前後我都住在上海。49年前，民國時期，國民可以自由入住上海，有錢的可以買房子，沒錢可以搭棚子（棚戶），也可以找個小船，在蘇州河上安家（船民）。民國時期從農村進上海根本不是問題，我的大嫂就是1948年從山東農村進入上海的，根本不需要找關系、找後門落戶口。
1949年在歡呼聲中，迎來“解放”，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剝奪廣大民眾遷徙自由權利的戶籍制度。從此之後，農村居民要有個上海、北京戶口，比登天還難，北京上海成了國中之國，這樣的戶籍制度必須廢除，這個制度是為特權階層設計。現在的中國只有極少數高官才享有遷徙自由。
2006年我在國外發表一篇：“發展農村，遷徙自由必須入憲”，（收入香港出版的《逆風33年》p117），指出： 從1912年開始，民國的六部憲法和約法中都有遷徙自由的內容。但是現在國內，找個討論 “遷徙自由”的空間都很難。
**從餐飲業，看上海**
侄女和女婿請客吃飯，小飯店飯菜不貴，一份白斬雞只要30元，烤鴨40元，美味可口，小而精，大家把菜全部吃光，這家飯店，是個殘障人開的，經營有方，顧客盈門，在上海已經開了幾家連鎖店，生意都很好。在這附近多家飯店連成片，在市場競爭下，優勝劣汰，質量才有一流。有天我們到一家小店，裡面已客滿，沒有座位，有人竟端著一碗面條，在門口站著吃，如果不是價廉物美，誰願站在門口吃飯呢?
北方飯店，客人要的米飯，是一碗碗端上來，剩了全倒掉。在上海，我們幾個人吃飯，上來的米飯是桶裝的，吃多少自己盛，剩下的處理一下可以繼續賣給客人，這樣會減少浪費。
和山東、蘇北小城市相比，能看出，在市場經濟下，超大城市上海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有聚集效益，不但有人、財、物的聚集，還有文化、思想、創意的聚集。集聚、交流能產生互補、產生能量。在超大城市中可以產生良好的服務，新穎的思路，傑出的人才，優秀的企業。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當局對超大城市嚴格限制，分散其資源，瓜分其財富，搞“國有化”，這是一種掠奪、搶劫，造成的嚴重後果會逐步顯現出來。
**尋找我家舊址和我的母校**
到上海後，征得公安同意，還去尋找了我家舊址，虯江路135弄。那裡曾有我的家，1948年我的父母用20兩黃金買下的二層樓房。獨門獨戶，包括一個板房，面積將近200平方米，有個獨立的涼台，旁邊是一條小河。這個房子在“文革”中變成了“國有”，不給任何補償。
前幾年，當局搞拆遷，逼我嫂一家搬到邊遠地方，原住處，現在雜草叢生，據說這裡的房價現在是五萬元一平米。這種房屋拆遷，得到好處的是政府當局和某些官員。我家前面的虯江路也被攔腰截斷，建了座假山，上海交通擁堵，為何要截斷一條馬路呢？
去找我原來讀書的粵東中學，這所中學坐落在四川北路，靠近橫濱橋的一個弄堂之中。現在弄堂不見了，弄堂口蓋了座大樓。官員為了蓋高樓，不惜堵死一個弄堂，居民難道沒意見？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官員把民意當狗屁。
最後，發現我的母校已經被撤銷。有100年歷史的中學，為何關閉？可能是生源不足。上海的中學，不准農村學生來讀書，我記得，民國時期，城市中學不排除農村學生，我的大哥，家住山東榮成農村，在40年代考到青島禮賢中學（現八中）住校讀書。為什麼後來不准農村孩子進大城市讀中學呢？這是不是對農村學生的歧視？大城市學校招生應該公平對待農村學生。
**上海市區觀感**
公安開車去浦東參觀“中華藝術館”，從上海西郊去浦東，要穿過整個上海市區，經過天山西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一路觀察上海的市容，有很多感觸。
上海的建築可以分幾個時期。早期有英、法、日租界留下西方的建築文化。1945年後，民國政府統治上海，因為忙於內戰，新建不多。1949年後，中共掌權，極力限制分解掠奪大城市，驅趕上海人去邊疆三線，上山下鄉，多年出現人口負增長。（見本人《上海的發展與城市建設方針》山東大學報，1988年3月）
1983年我坐牢8年後回上海看望兄嫂，當時上海街道景觀依舊。1949年後的30多年時間，上海建設處於停滯。返回學校我寫了“上海歸來話上海”（寄給黨中央胡耀邦）。
80年代初，上海市政的指導思想，還是計劃經濟，限制大城市，沒有長遠考慮，沿街蓋宿舍樓，不留店面房，留下了現在的景觀，給後來的改造制造了困難。改革開放後，大批人口湧進市區，交通堵塞、住房短缺，這才考慮建設高架道路、輕軌、地鐵、高層住宅，新建的沿街一層全是店面房。上海景觀有了重大的變化。
**從道路命名看歷史**
1949年前上海道路起名，很科學，道路南北走向，以省命名，如四川路、河南路、西藏路、廣東路；東西走向，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福州路、漢口路等等。一條道路若很長，會有分段，比如南京東路和南京西路，四川北路和四川中路，這都是同一條道路的兩段。一條中山路，繞上海一圈，以東、西、南、北，分段命名。我多次去台北，那裡很多道路命名和上海很相似。
但是1949年後，很多城市道路命名，既帶政治色彩，也有長官意志。如在濟南，貫穿城市中心東西的一條大馬路，有5個名字。西段叫經四路，中段叫“共青團”路、泉城路，東段叫“解放”路、“解放東”路，中共以“解放”“共青團”為道路起名，是要宣傳它的“偉光正”。很多官員也都想任上給道路起個名，以作紀念。就像不肖之徒，到風景區，刻下“xxx到此一游”一樣。
1958年，省委書記決定山東大學從青島搬到濟南（因為省委在濟南）校區西邊定名為山大路，北邊是山大北路；南邊叫山大南路。這是三條互不相關的道路，後來山大北路向東延伸，起名叫“華龍路”。給人帶來很多不便。
**規劃城市中共官員不如滿清巡撫**
中共很多官員既缺文化，也不尊重歷史，盲目排外，沒有國際觀。在城市規劃和道路命名上，還不如滿清的巡撫。根據1914年出版的《濟南指南》記載，當時的山東巡撫和袁世凱反復商量，在1904年5月，聯名上奏清廷，要求將濟南開發為商埠，附有藍圖，標注了以經緯命名的道路。，橫向道路以“經”字命名，從經一路到經十一路；縱向道路以“緯”字命名，從緯一路到緯十二路。這種命名很科學。如果延續下來，濟南城市道路的命名，將可能和美國紐約的道路命名媲美。那有很多道路是按數碼編排的。
**重霾下的北京**
12月7日，我陪妻子去北京看病，兩個公安再次開車“送行”。住了三天兩夜，適逢北京嚴重霧霾（10月8日），當日北京實行車輛限行，公安的車號被禁行，只能拋錨在停車場，我們在大街上徘徊，我建議在一個漢庭連鎖酒店休息幾個小時，價格不高，服務態度也不錯。今年上半年，在臨沂住過錦江連鎖飯店，飯店的服務態度、衛生條件都還可以。我想在中國，這種連鎖酒店，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可能有較好的發展前途。這也會為企業家施展才能提供機會、使得一些優秀的管理方式在全國推廣，為客人提供優質的服務。
在北京住過的兩家酒店，都戒備森嚴，第一個酒店，進房間要刷三次卡（走廊兩次，房間一次），另一個酒店乘電梯必須刷卡，沒有卡絕對禁止上樓進房間。
兩個酒店，經營都不景氣。其中一個是四星級的十七層樓的大酒店，竟沒有洗澡的熱水，據說鍋爐已經壞了幾天，室內供暖也差，半夜數次被凍醒。早上提供免費早餐，吃飯的人寥寥，看來入住率不高。我住的另外一個旅館，去吃飯的人更少。看起來，當時北京的旅游觀光業是非常不景氣的。
像北京這樣一個有著大量古跡的超大城市，應該游客如雲才是，現在北京連續的重霾天氣，有人形容市區成了“毒氣室”，誰敢來旅游？前幾年，中國片面追求GDP增長，形成房地產和鋼鐵等產業的“大躍進”，造成空氣嚴重污染，最後波及北京的旅游、餐飲、酒店業。
半年以前我去上海，在那裡吃飯，能看到有些飯店經常客滿，旅館中住宿的人也是熙熙攘攘的。觀察中國兩個最大的城市，也能看出發展上的差距。霧霾只是原因之一，在管理思維方面，北京也存在差距。北京官場氣氛太重。
2016年元月28日，於山東大學。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