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2年6月15日】（本台记者凌浩综合編譯）曾被中共非法關押的澳洲人權問題專家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周一（6月13日）在美媒撰文說，他和其他外國人被中共非法關押的親身經歷可以證實，世界絕不能相信中共的司法體系。
達林是非政府組織“Safeguard Defenders”的創始人，也是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國非政府組織（NGO）中國行動（2007-2016）”的聯合創始人。他是《媒體審判》的作者，也是《失蹤的人民共和國》的撰稿人。 他從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中共非法拘留並關進秘密監獄，隨後被驅逐出境。
達林在文章中說：
就在6月4日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紀念日前夕，中共政權向世界表明，當協議對其不利時，它根本就不屑遵守。
本月早些時候，一直被中共關押的澳大利亞記者成蕾的合伙人透露，自2020年以來，中共當局再次暫停了澳洲領事每月對成蕾的探訪。她不是唯一的一個遭受這種公然違反中澳領事協議的外國人或澳大利亞人。
自2019年以來一直被關押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楊恆均也經常被拒絕領事探視。此外，對他的審判應該在大約一年前就作出判決，但至今尚未宣布裁決結果。這甚至也違反了中共自己的法律。
澳大利亞官員是否獲准參加了對楊的審判？當然沒有，就像幾個月前對成蕾的審判一樣，澳大利亞大使被拒絕進入法庭。幾年前，另一位澳大利亞人胡士泰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因此，這些違規行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這是澳大利亞獨有的現象嗎？不是，加拿大也有類似的情況。最近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邁克爾·康明凱（Michael Kovrig）這兩起著名的案件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在他們被拘留的兩年期間，加拿大領事被拒絕探視他們，加拿大官員被拒絕參加對他們的審判。
這些案例和更多案例有什麼共同點？
中共政權的行為公然違反了中共與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簽訂的雙邊條約，這對中共應該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在任何情況下，拒絕探視被拘留的公民，拒絕提供食物、藥品或其他用品，阻止參加審判，這些都是不允許的。協議里的規則具有約束力和絕對性。這兩個條約均未列出任何例外情況。
然而，拒絕領事探視或拒絕領事參加審判，似乎還沒有北京違反它通常提供的“外交保證”那麼嚴重。中共通常在它希望把某人驅逐或引渡到中國時給出這種“外交保證”，例如，楊芳（從加拿大驅逐出境）或王建業（從泰國引渡）。在這兩個案件中，這些國家都得到了“外交保證”，即相關人員不會面臨死刑——但他們一回國就被處決。
這些違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的行為充分證明了，北京一貫缺乏對國際協議的承諾。假設一個國家不能依靠雙方正式簽署的鐵定規則來為自己的國民提供保護和幫助，那麼北京有多大程度會尊重對中國公民的非約束性“保證”？
儘管這些案件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但中共政權對待外國公民的態度以及無視國內和國際法律（例如《維也納領事准入公約》和雙邊領事協定）的意願應該引起所有人的警覺。
我自己的案例就說明很多問題。在中國被拘留後，我被關進了令人恐懼的秘密監獄（就像成蕾、楊恆均和“兩個邁克爾”一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根據中共法律，拘留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能在同一個地方發生，但我從未被獲准移動半步。這意味著，要不是我被拘留是非法的，那就是我在指定居所被監視居住是非法的。同樣，根據《間諜法》將我驅逐出境並隨後被禁止進入中國10年，也不可能是合法的，因為這是一種行政處罰，在進行刑事訴訟時不能發布。
我的案子涉及多個政府，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在關注。這對北京是一場公關噩夢。儘管面臨這些壓力和關注，中共仍然選擇違反自己的法律。這應該引起所有那些永遠無法期望得到幫助和關注的人的嚴重警覺。
不久前，新西蘭最高法院在一個引渡案中做出了令人震驚的決定，說它有理由相信中共不具約束力的所謂“外交保證”。該決定無視中共政權如何經常並持續違反其對鄰國澳大利亞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其他法院對此進行了研究，並決定此類保證——或者中共法律確立的規則——根本不可信，因為現實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它們毫無價值。此外，聯合國特別程序一再重申，國內法院或政府不能使用“外交保證”來違反“不遣返原則”——即如果有人面臨嚴重的酷刑或迫害風險，則不要將他們遣返。
然而，在新西蘭、波蘭（劉洪濤案）、葡萄牙（張海燕案），可能還有塞浦路斯（馬超案），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法院告訴我們，他們隨時準備採取這樣的行動，認同表面上的“保證”，不反對將它們用作遣返的基礎。那些被遣返的人將面對陳、楊、“兩個邁克爾”和許多其他人所遇到的同樣的腐敗刑事司法系統。
如果連外國公民都無法要求北京尊重他們的合法權利，讓他們受到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協議的保護，在外交壓力的幫助和媒體密切關注下，隨時準備揭露中共政權的違法行為，那麼，中國公民被遣返回中國後，他們有什麼機會反抗北京？
責任編輯：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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