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30日报导，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沈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采访文章中指出，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带来“意外的侵犯作用”，为确诊者和疑似个案，以及被下令隔离和社区封锁的民众生活带来剧变，“这样的转变可能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困难，干扰食物供应、住宿、医疗和生育。”
沈岿引用中国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相关法律指出，政府有责任确保隔离中人民的生计，并对基于整体安全而被牺牲的个人利益作出补偿。他认为，政府应对受到影响的人们道歉，并取缔过度执法的事件，“（当局务必）避免任何可能对作出牺牲的少数群体造成更多不便的情况。”
据报导，中国政府过去2年来一直对出现确诊病例的社区采取即刻封锁、大规模采检等措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和中国新年前夕，手段甚至更加激烈。
近日，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鸿表示，新年返乡人员“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还指这些人是“恶意”回家过年。去年12月，陕西省西安市也发生2名孕妇因防疫措施拖延就医，最后流产的不幸事件；另有数名西安市民因为医院拒诊，导致无法及时治疗死亡。
报导援引北大法律系教授的张千帆指出，疫情防控已成为一场执法“运动”，完全是为了实现零病例，而牺牲了保护个人自由。
他认为，西安2名孕妇流产及其他封锁期间未能获得适切医疗照护的人民，凸显“这个政府没有在防疫和人民其他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屈振虹（Qu Zhenhong，译音）也表示，某些地方的防疫措施“大于一切”，直指“这很荒谬”。
此外，西安市民因买馒头被防疫人员痛打、河南高中生因填错地址被迫在雪地中站了一夜等事件引发极大民愤，防疫过程中的执法过度也不断被讨论。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张建伟表示，执法过度的原因之一是地方官员重视保住职务，而不是为公众谋取利益，“疫情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一系列次生灾难，进一步凸显了社会治理过程中个人自由不受尊重的现实……一些官员有一种担心，如果这里出了案子，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必须消除风险。结果，预防措施有些过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