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近日一位中國作家出於安全原因化名“風中葫蘆”在美國博登書屋出版了反映武漢封城實況,尤其是次生災害的《武漢封城日記》。這是他以社區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去年疫情爆發初期在武漢街頭工作期間記錄下來的。該書的整理出版者,身居海外的獨立學者、武漢人張傑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談到他對這本書的看法。
去年武漢封城期間,中國作家方方撰寫的《武漢日記》讓全球看到武漢人在封城期間所面臨的痛苦,其中一些字句更被媒體廣泛轉載,像是方方在最廣為流傳的一篇日記里,記錄了自己的中學同班同學因中共病毒去世,她寫道:“今天的中學同學群,都在為她哭泣。一向為盛世而高歌的同學們,這次卻說:‘不槍斃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憤!”
“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
她說:“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張傑表示,“風中葫蘆”的《武漢封城日記》與方方日記不同之處在於現場感。他說,因為方方作為前湖北省作協主席,她住在文聯大院,她是不能出門的,因為當時封城了,不能出去。她的信息來源來自於網絡,然後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分析演繹,發表自己的感想。
“風中葫蘆”則是天天在外面,穿行於大街小巷,為社區的居民買葯,買菜,涉及到方方面面,都如實地記錄下來,所以具有史料價值。
張傑說,風中葫蘆從去年2月15日開始寫的日記(封城是1月23日),那時候方方日記已經開始發表了。風中葫蘆的日記主要是在海外發表。“現在,我們覺得關於疫情的事情,需要一個說法,所以就整理出來”。
日記中重點是描述和分析了武漢封城的次生災害,包括封城期間,人們無法買葯看病造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等等。很多細節很生動,比如作者有一天早上去幫母親取重症葯,結果排了一上午隊,藥房告訴他沒藥了,他氣得當場罵娘,不得不下午跑到另外一家藥房取葯。他還提到,有一次他看到商販把一袋袋蔬菜放在小區門口等居民購買,上前一看,也就是一些白菜、蘿蔔之類的, 居然要80元,物價居高不下,困難居民沒有什麼補貼。
作者還稱,有老人和病人因為得不到救治只能死亡。他舉例說,有患癌症的老人被120救護車送去醫院急救,結果三家醫院不接收,然後家屬聯繫社區,但社區司機怕感染,也不願意出車,然後再打110求救。作者說,像這種事情很多,政府似乎總是在說要做出犧牲,但他不認為這是所謂的犧牲。
張傑認為,造成武漢次生災害的原因就是中共舉國體制,其背後是極權主義制度。在封城之前是沒有預案的,也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說封就封。那麼老百姓生活怎麼解決,吃什麼,穿什麼,都沒有給出說法。
“有些人認為,中國人死得很少,中國人抗疫成功,其實他們不知道,有很多無辜的人死亡,包括我的朋友。他是一個尿毒症患者,他每周要去透析,但突然停了,最後他就死在家裡。他妻子發信跟我說,百般哀求,百般哭告,但是沒有辦法,眼睜睜地看着他死了”。
書中講到一個話題,大陸媒體上有一種說法,說武漢人民做出了犧牲。張傑稱,這種說法是對武漢人民的侮辱。犧牲必須是自願的。這實際是突然來的一種災難。這是強加給武漢人的。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採取這種嚴酷的方式。沒有必要關交通,也沒有必要關超市,讓生活正常,然後加強一些管制,戴口罩、消毒等等方面的管制,是可以有效地避免這種次生災害的。
書中還提到了一些機關下沉幹部在社區的做法。比如,有管小區出入口的一個下沉幹部,有臨產孕婦去醫院結果被他攔住不能出門,還表示皇帝老子也不能出去;社區小保安非常嚴肅地討論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的辦法就是訴諸暴力,誰不聽話就抓起來暴打一頓;而社區的工作人員卻飽受壓力。首先是工作繁重,有一次作者在日記里寫到,他一整天都在搬運物品,一百份十元十斤的蔬菜,價值4萬元的居民通過社區團購的各種物資,而這還僅僅是一個小區的。所有人一直忙到傍晚6點。但與此同時,他們還飽受來自上下的壓力。政府嚴令街道、社區必須及時做好一切防疫工作,對不作為、懈怠和失職行為要嚴懲,政府還派出督查幹部去檢查督導。另一方面居民也對社區的工作很多不滿,社區工作者每天疲於奔命,但仍然被居民罵。
張傑認為,出現這個現象是體制本身的問題。因為社區作為政府末端的一個組織,是一種很扭曲的設置,界定不明,沒有權力。但是遇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扮演了主角。
“就不像紐約,紐約市政府發放免費食品、醫藥,是多個機構共同承擔。而武漢呢,卻是把重責交給了社區。而社區有的幾個人,有的十幾個人,它怎麼可能面對這幾千個家庭呢?它當然做得不到位。而且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才兩千元人民幣,你想想這種工作負擔與收益相比,他們自然情緒不高。老百姓的抱怨是合理的,但問題是在政府”。
作者通過對封城期間的觀察也對中國的文化有反思。其中提到,就連天然氣公司給社區下達幫助居民購買天然氣的通知,文字也寫得讓人不容置疑。權力無處不在,每位市民都要聆聽來自各部門、各行業的指令。但同時,中國人十分嚮往權力,即使是獲得了看守出入口的權力,也可以呵斥必須從這裡出入的人們。
張傑稱,因為中國人一向崇拜權力,成時王侯敗時賊,不追問靈魂的歸宿,這些是中國文化里深層次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需要大量地向西方政治文明,向西方國家學習。
“這個裡面根子是很深的,所以有人形容,中國社會是一個從上往下抽耳光,從下往上磕頭的社會。所以,改變中國社會,對中國進行民主化,結束中共的暴政,或許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要像美國這樣達到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和政治文明,可能還需要一兩百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