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于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后,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占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后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于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并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于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并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里她寫到,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里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于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里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后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沖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饑餓問題時,這本書采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饑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欲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于饑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贊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后果該書只字不提。
這本寫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分子充滿同情,以至于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么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并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里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制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系。在正常社會里進行女性研究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志,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范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的“社團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并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于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于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鉆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后,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杰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的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于改變美國的過去就有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是從哪個殖民者那里獨立出來的?”對于這些關于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么。[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鑒”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于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有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并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于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