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上)
目錄
引言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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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沖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竄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里,貞潔的兩性關系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系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并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里,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于“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里,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沖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于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熏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并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系和一般的朋友關系沒有區別,并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系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欲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欲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么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里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后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于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后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后,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后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后,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后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 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贊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并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丑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后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周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后來著書立說成為“圣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后,人還可能為配偶而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于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采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并沒有改變,他們采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后,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于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并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于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后一種“嶄新”的純粹基于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于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么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里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于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后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系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后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盡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詞匯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欲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于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后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借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欲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奸污女仆,并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后,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志,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后,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系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復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于兩性關系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后,于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盡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游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游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游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里尋找“婦女解放”的斗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滿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沒有性經驗的大學生只占總人數的12%。莫斯科勞動大學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當時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占15.7%,在女學生中,占44.8%。反之,帶有短期的關系及混交關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資料顯示,1924年到1927年間的離婚率從5%激增到20%,其中,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的占到33%。莫斯科還出現了裸體游行、數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會強奸案件時有發生。[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系,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奸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后,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并下達命令。于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