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的舅舅田蚡復出,擔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再次徵召賢良方正的諸儒生,展開對策會議。這次,拔得頭籌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儒生公孫弘,他和董仲舒一樣,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孫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歲才開始研習《春秋》,60歲被推舉為「賢良」,參與建元對策;後來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漢武帝心意,稱病回鄉,直到元光元年才復出。
在元光元年的對策環節中,漢武帝詢問天人之道,公孫弘在策論中強調天子須身正,為百姓樹立信義。他還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
一開始,官員在審核這一百多篇策論時,把公孫弘的文章列為下等。但是漢武帝看過後,卻把他的文章選拔為第一。之後,公孫弘被漢武帝召見,因為一表人才被任命為博士,後來又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雲,成為文臣之首。
公孫弘的主要貢獻,在於幫助漢武帝將「尊儒術」的政策落實。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頒布一道興學的詔書:「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詔書中強調了制禮作樂的重要性,並命太常商議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於是,作為宰相的公孫弘,與太常官員一同擬定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18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接受公孫弘的建議,在京師設太學,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從建元年間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學制度臻於完備。
與興辦太學相應的,地方、郡國也相繼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中說:「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武帝在全國範圍推廣儒家教育,對儒學振興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由於博士是朝廷官員,博士弟子中的優秀者也可當官,經學就與政治和仕途產生緊密聯繫。在漢代朝廷中,許多名臣都是經學大師或博士弟子,出現《漢書‧儒林傳》說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的盛況。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讀書人致力於研習經學,並以此作為取仕做官的途徑。特別是之前提到的公孫弘,他以個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勵志經歷,引領了同時代文士的學經之風。《漢書‧儒林傳》中說道:「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規模不斷擴大,博士弟子在西漢時多至千人,東漢末年更增加到三萬人。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漢武帝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通過興太學、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舉措,漢武帝成功地讓儒學取代黃老之學,並成為中華王朝正統統治思想。儒學的這種主流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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