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复出，担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方正的诸儒生，展开对策会议。这次，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儒生公孙弘，他和董仲舒一样，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孙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岁才开始研习《春秋》，60岁被推举为「贤良」，参与建元对策；后来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汉武帝心意，称病回乡，直到元光元年才复出。
在元光元年的对策环节中，汉武帝询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策论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他还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
一开始，官员在审核这一百多篇策论时，把公孙弘的文章列为下等。但是汉武帝看过后，却把他的文章选拔为第一。之后，公孙弘被汉武帝召见，因为一表人才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又被擢升为左内史、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文臣之首。
公孙弘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汉武帝将「尊儒术」的政策落实。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颁布一道兴学的诏书：「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诏书中强调了制礼作乐的重要性，并命太常商议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于是，作为宰相的公孙弘，与太常官员一同拟定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接受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设太学，并选出5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50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从建元年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学制度臻于完备。
与兴办太学相应的，地方、郡国也相继开设学校，设立学官，置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中说：「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在全国范围推广儒家教育，对儒学振兴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博士是朝廷官员，博士弟子中的优秀者也可当官，经学就与政治和仕途产生紧密联系。在汉代朝廷中，许多名臣都是经学大师或博士弟子，出现《汉书‧儒林传》说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的盛况。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读书人致力于研习经学，并以此作为取仕做官的途径。特别是之前提到的公孙弘，他以个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励志经历，引领了同时代文士的学经之风。《汉书‧儒林传》中说道：「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博士弟子在西汉时多至千人，东汉末年更增加到三万人。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汉武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通过兴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举措，汉武帝成功地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并成为中华王朝正统统治思想。儒学的这种主流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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