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大數據作爲查稅工具
《中央社》6月22日報道,KPMG 臺灣所(安侯建業)表示,中共政府的稅務查覈快速朝向“大數據”及“一戶式”管理進化,比過去更有效率、全面和精確,企業的稅務風險可能增加。
KPMG 臺灣所表示,在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下,中國各地積極推動網上辦稅,稅務查覈更不鬆懈。
根據 KPMG 掌握的統計數據,截至 4 月底,北京稅務局透過科技查稅工具,共查覈 1,839 戶納稅人,當中 67.96% 自行補繳稅款,已補徵到新臺幣 7.5 億元(摺合美元25,500,000;摺合人民幣178,500,000)稅款。
KPMG 臺灣所 China Practice 協理任之恆說明,隨着中國“金稅三期”徵管系統上線且運作日益完成,大數據分析已逐漸主導中國各地的稅務查覈工作,搭配“一戶式”管理,將企業在稅務、財務、發票、稅負、不動產及公司登記等環節的資訊以“一戶一冊”的原則歸納。
任之恆指出,歸戶後,可做到工商及公安部門等跨部門訊息共享,全方位掌握企業訊息,辨識出納稅申報、出口退稅等加強監管環節,這種新模式將使稅務機關更爲容易篩選出企業的稅務違規風險。
KPMG 臺灣所 China Practice 執業會計師劉中惠表示,中共稅局以往多以單一議題爲導向進行查覈,雖有所獲但效率有限,因現場查覈常因資源所限而流於表面;疫情期間,稅務人員作業執行從現場查覈改爲案源分析模式,更能看到企業全貌。
企業面臨更嚴酷的生存危機
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2020年2月20日在研究報告《中美稅制及稅負比較》中指出,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含土地出讓收入)高於美國,非稅收入佔比更高。全口徑下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爲35.2%,高於美國的26.3%。
報告說,中國以間接稅爲主,側重向企業徵稅,2018年稅收收入爲15.6萬億,其中個人所得稅爲1.4萬億,其餘接近90%的稅收基本是以企業爲徵稅對象,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美國的稅收結構以直接稅和個人稅爲主體,2018年,直接稅佔稅收比71.3%,個稅佔聯邦財政約50%,注重調節公平。
2018年,中國的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之和佔財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佔財政收入比僅3.7%。此外,2018年中國的非稅收入佔財政收入比重14.7%,遠高於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的佔比3.4%。
有中國廣東省某國企外貿經理表示,如果按照政府的規定納稅,企業等於是拿錢補貼政府,所以中國的企業要想盈利,不在納稅上做文章是行不通的。也是這個原因,政府要想打擊哪一個企業,只要派出稅務人員到企業查稅就行了。
不過,現在看來,隨着科技手段的發達並被中共所採用,這種原始的派遣人員的辦法可以省略了,因爲大數據可以讓中共瞭解每一家企業。
中共病毒對中國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創,企業在資金鍊、訂單和銷售等多方面遭遇困難,亟需休養生息。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4月初撰文表示,武漢肺炎引發了一場全球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形勢好比水庫大壩崩塌,需要緊急救援,給企業和居民直接提供現金補貼,確保其現金流不出現斷裂。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趙曉也說,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衝擊,其對生命與財富破壞的後果甚至可能大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和,目前迫在眉睫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保障中小企業以及中低收入人羣活下去,一天都不可耽延,一點僥倖心都不能有。
面對經濟學家的呼籲,中共政府表面上承諾對企業“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的融資和貸款成本,但這些政策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宣傳。在大疫流行期間,中共不但沒給企業和個人發錢,卻藉機完善了大數據查稅的工具,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狀況在這種大數據工具面前再無盲點。
中共不僅利用人臉識別、採集全國男性居民DNA等科技手段加強對中國人的監控,更開始採用大數據加強對企業納稅的控制,中國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