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典型的黨八股詞
上面列舉的“同志”只是習慣了的黨話的一個例子。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大多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造就的語言環境里,對黨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根本不覺得這些話有什么不自然的。換句話說,人們還以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這么說話的。
可是,事實并非如此。黨話是共產黨為了建立并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廣的,因此在非共產黨的政治體制里,并沒有使用黨話的需要;共產黨到來之前的中國人也從來不是這么說話的。中共經過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和封閉灌輸,不光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強烈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系統。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人們講話的語言中,相當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過或是中共造出來的語言,而且是張口即來。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些典型的黨八股詞。需要強調的是,黨話中的詞匯、語句并不一定都是共產黨造出來的,或者是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所特有的。凡是在黨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義,并服務于共產黨統治的詞句,都可以歸為黨話。比如“團結”一詞通常表示不同的個體為了共同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其他語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詞。但在黨文化的斗爭哲學中,“團結”被加入了特定的含義。被宣布為“團結”的對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屬于中共定義的“自己人”,但又不屬于敵對的一方,比如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黨文化中常用的“團結大多數”隱含的意思是,“極少數XXX分子”不在被“團結”之列,因為他們是打擊、斗爭的對象;當中共宣布黨的XXX會議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并不表示會中沒有不同意見,而是宣示“以XXX為首的黨中央”是這次政治斗爭的“勝利者”,與“黨中央”不同意見者已遭到整肅,或者至少目前沒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在黨文化中“團結”一詞已經被加入了服務于斗爭哲學的特定含義,所以稱之為黨話詞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傳達、領會“XXX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堅持XXX路線”等等用語,對于生活于一個正常社會的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為什麼大家要走同一條路?為什麼要統一“認識”、要傳達、貫徹XXX精神?中國古代的儒家講“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諺語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說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見和選擇,這樣組成的社會才豐富多彩。
中共不斷變化自己的立場原則,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曲線、圓圈,不斷改變方向、甚至多次走回頭路,可是在每一個歷史時刻,中共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確“路線”。中共“路線斗爭”往往你死我活、殘酷無情、骯臟無恥,“反動路線”的追隨者下場悲慘,“正確路線”擁有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線斗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會宣布落敗的一方犯了“XXX主義”的錯誤,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形右而實左、形左而實右等等。總之,只有勝利的一方走在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對于一般百姓而言,他們的角色是“思想匯報”、“提高認識”——最終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承認堅持和追隨“路線斗爭”中勝利的一方,向黨表忠心。
一般的會議都會有一個決議。因為大家對同一件事的認識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協調去做,才有開會的必要。人們在會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會議過后按照決議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會議上意見得不到統一,那么最終往往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怎么做。通過投票產生的“會議決議”是不同方面意見妥協的結果。雖然可能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這也是民主的議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會議的參與者也完全明白這一點。而“會議精神”就不同,它是在開會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黨中央”、“黨的上級組織”的意見,跟會議參加者的看法無關。參加會議的人只能“領會”會議精神、“傳達”會議精神、“貫徹”、“堅持”會議精神,卻決不能質疑會議精神、挑戰會議精神、反對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人只不過是被支配的木偶,牽動木偶線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認識”,最后達到“統一思想”,服從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黨文化中,這一組詞語的功用是通過反復使用而強行進入人們的習慣語匯,最終在人們潛意識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對應行為,從而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被變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殼。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時下在年輕人的流行語中,“領導”這一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來指稱“老婆”。人們常常聽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稱,“這事得回家請示一下領導”。這反映了“領導”在黨文化中特殊的廣泛意義。在正常社會里也有“領導”——如老板、主管、經理等等,但他們的管轄僅局限于業務范圍之內,反對領導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被“炒魷魚”。可是,在黨文化里,“領導”管轄的范圍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領導”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領導”也能管,從評職稱、漲工資到結婚、離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對領導不僅僅是丟飯碗而已,還可能面臨“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頭,還可能在檔案里被塞進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擺不脫。
“領導”之所以能無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單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過“單位”來解決,或需要“單位”出具證明。在“單位”里,每個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測的“善惡簿”,叫做“檔案”,其中記載了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大大小小的獎、懲歷史,從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風問題”……幾乎事無鉅細,全被記錄在冊。一個人要想“調動”離開某“單位”,需要接收“單位”發“調令”,如果本單位“領導”不同意,可以卡住“檔案”不放。最令人恐懼的是,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看“檔案”的,所以這個“檔案”永遠保持神秘,當事人無從知道“單位領導”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還有一個與“檔案”緊密相連的過程叫“政審”,這個過程中“領導”可以調閱審查某人過去所有的社會活動記載,需要時還可以動用人力到各“原單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審核某人“對黨的忠心”,直接決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參與“重要工作”。
有了“單位”,黨只要保證“單位”的“領導”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輕易控制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中共派駐“單位”的代理機構是“組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角色常常熱淚盈眶地說,“終于找到組織了。”現在人開玩笑時也經常這么說。“和組織失去聯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組織”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結論”,“組織上會弄清楚的”是中國人自我心靈安慰中常說的話。
“有組織”常和“有計劃、有預謀”聯系起來。“法輪功有組織”是個罪名。“組織上”表達了至高無上的領導權。“黨組織”是對敵斗爭的指揮部門,是“堅強的戰斗堡壘”。歸屬感、孤獨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賴感、絕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黨話灌注到“組織”這個詞里。構成“組織”的個體是“同志”。“黨”把社會劃分為“單位”,以便于“組織”全方位地附體在社會的肌體上。
此外,中共還通過“戶口”進一步控制社會。“戶口”、“暫住證”大概相當于西方國家的“綠卡”、“短期工作簽證”之類,只不過限制對象是本國公民。這對于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三條規定:“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權來說,可以說是莫大的諷刺。
總之,“領導”、“單位”、“組織”、“調令”、“調動”、“檔案”、“政審”、“戶口”、“暫住證”等等一系列黨話詞語,反映了人們處于中共嚴密的邪教組織監控之下的生活特征。它們時時在提醒人們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普天之下,莫非黨土,“體制外”幾乎沒有生路。在傳統中國社會,一個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還可以回家自己種地養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還可以隱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嚴密控制的社會,“單位”、“調動”、“檔案”、“戶口” 等等使這一切都不再可能。雖然今天“單位”、“調動”在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但黨文化形成的思維模式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見黨文化思維依舊陰魂不散,比如“跟黨作對沒有好下場”,“黨給了我飯吃”,“黨把我培養成為一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