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a):恐怖主義

【大紀元2018年08月04日訊】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圣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系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筑世貿中心,制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后,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于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后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后,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后,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于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后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系。[3]俄國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后來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里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里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么,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它國家,或者出于在敵對國家制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沖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系,幫助反共陣營包括里根總統、撒切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后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查德?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里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僥幸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范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借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沖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復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也門、中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后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后,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并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并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秘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資助的巴解組織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墻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后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沖鋒槍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后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里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并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范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互聯網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干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后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么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11]“當代圣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并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缽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圣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后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后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圣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斗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于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來條件變得寬松,并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圣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采取暴力的“圣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圣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于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并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圣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后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愿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并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圣戰,“解放”自己。

“怎么辦?”庫特布從列寧那里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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