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0b):媒體篇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于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欲望所左右、不嘩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上世紀60年代后,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里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后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里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支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后,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里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于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復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于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于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于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報導有利于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于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愿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么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么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后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于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盡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貼貶義標簽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于“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簽,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復后,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志,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于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奸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沖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沖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系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蕩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志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伙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于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于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于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志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游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沖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后,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后,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后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復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么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簽就行。這大大放松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欲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制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里,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癡,甚至不愿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倆沒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于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并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倆沒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后,好萊塢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發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征。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后,好萊塢被邪靈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伙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R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并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后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奸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并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于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愿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贊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借口,給觀眾呈現一個“復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并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丑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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