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0a):媒體篇

【大紀元2018年07月24日訊】第十三章 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錄

前言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前言
在現代社會里,媒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小到一個社區、族群,大到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人們的注意力無時不被媒體牽引著。隨著媒體的演變,從報紙、雜志,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宣傳功效在傳播速度、傳播范圍、視覺、聽覺效果上大大增強,媒體對社會和大眾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

人們依賴媒體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體就是大眾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腦。媒體影響到人們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讀信息,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決策與行動。因為對媒體的依賴、信任以及人們在認知上容易先入為主的觀念,媒體對人的影響有時會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社會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說,媒體報導就是民意的聚焦點、行動的信號彈,被媒體關注的問題會被高度重視,沒被報導的則被擱置淡忘。美國《獨立宣言》之父杰弗遜曾經說過:“假如讓我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無報紙的政府,還是有一個無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寧可選擇后者。”[1]媒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媒體可以是普世價值的捍衛者,也可能是邪惡的協從者。從根本上說,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它們的職責是公正、準確、及時地報導世間大事的真相,匡扶正義、抑惡揚善,其使命超越個人、公司與黨派私利。

在西方新聞界,媒體是真相與社會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具有“第四權”的崇高地位,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這是媒體人渴求的理想與精神寄托。

媒體大亨、著名的普利策獎創辦人約瑟夫?普利策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與她的新聞媒體興衰與共。一個勝任的、無私的、以公眾精神為基準的媒體,擁有訓練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氣擇善而行,這樣的媒體能維護政府賴以立身的公眾道德,無此公眾道德,任何政府不過是一個騙局和笑柄。憤世的、被收買的、蠱惑人心的媒體將同時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圖、被煽動的民眾。塑造共和國之未來的力量,就在未來媒體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里,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兇。在西方社會里,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里,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進行宣傳工作”。[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后,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象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4]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5]

中共建政后,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志、后來的互聯網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凄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象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后,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6]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制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7]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8]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絡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絡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它以各種形形色色身份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鑒于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后,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贊歌,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于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前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于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紐約時報》的編輯,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于《時代》雜志等等。他們借助其大媒體記者身份來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9]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并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秘密警察部門的間諜。[10]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矢口否認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夸大其辭或惡意宣傳。”[11]對于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獲: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蒂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斯大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12]

美國電影業的大本營好萊塢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和左派思想的滲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從第三國際成員、共產黨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進入美國之后,就開始了把列寧發展電影制作的理念付諸實施、把電影作為媒體宣傳的工具。從吸引美國人到蘇聯學習電影制作,到受訓者可以公開參與電影業,到共產黨在美國電影業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國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頌共產制度的電影,蘇共對美國電影業的控制與影響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在很多電影業者的眼里,蘇聯是他們的理想國。當時的著名劇作家甚至將納粹進攻蘇聯稱為“祖國受到攻擊”,[13]在當時的電影《莫斯科使團》(Mission to Moscow)中公開宣稱“蘇聯和傳統的美國沒有根本上的區別”。[14]

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里的形象同樣大大得益于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象,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系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15]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從前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并為蘇聯收集情報。[16]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保守派。[17]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么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于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么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于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18]

該書還分析了由于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里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愿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后也不愿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里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分子。

主流媒體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么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制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以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于民主黨,而保守派傾向于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21]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1,300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2家,發行量只有區區30來萬。[22]

為什么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后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媒體、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里,教授屬于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鉆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嫻熟的故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并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采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制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制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沒說真話”。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到,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23]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注: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24]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系”是基于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于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于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25]

相关文章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Hot
    Copyright © 2010-2012 SOHCRadio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2220 Midland Ave., Unit 87, Toronto M1P 3E6, Canada    電話:416-737-0431    電郵: sohcradio@gmail.com
    友好鏈接:希望之聲縂臺 | 巴黎生活臺 | 灣區生活台 | 澳洲生活台 | 中國事務 | 新唐人加拿大 | 大纪元欧洲网 | 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