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6a):法律篇

2019-08-30|来源: 大纪元|标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主义 法律 

【大紀元2018年06月15日訊】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目錄

1. 法律與信仰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贊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1. 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系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并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并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里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抵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系,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恒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于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關于神圣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圣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系,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里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圣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盡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并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范中斷所有的聯系。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并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后的第一個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于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于戰爭、饑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于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沖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于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向往,而是出自于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于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后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么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后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式正義”,實際上卻并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并不來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并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凌駕于“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制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后,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于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么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盡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別跟我講良心。”[8]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圣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于“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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