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7):滲透西方(上_b)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于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采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分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秘密。但由于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于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它軍事技術秘密、后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杰?希斯(Alger Hiss)等。

由于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泄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后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后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于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后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后來反正并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秘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梁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于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蕩;第三個階段,制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系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蕩,從而制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后,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系,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于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斗爭,全面危機爆發后,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后,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后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后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并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丑化的歷史后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者為通奸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幸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蘇、改革”的主題,接連出臺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后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后,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蘇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分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愿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稱贊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蘇,延長并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后上臺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臺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后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于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后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后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后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愿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里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松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后,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后,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后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分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并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后,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后,政府采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機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御能力。

相关文章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Hot
    Copyright © 2010-2012 SOHCRadio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2220 Midland Ave., Unit 87, Toronto M1P 3E6, Canada    電話:416-737-0431    電郵: sohcradio@gmail.com
    友好鏈接:希望之聲縂臺 | 巴黎生活臺 | 灣區生活台 | 澳洲生活台 | 中國事務 | 新唐人加拿大 | 大纪元欧洲网 | 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