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高舉“五四”生是非

2019-05-02|来源: 希望之声

【希望之聲2019年5月1日】(本臺記者岳文驍綜合報導)近日北京高調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習近平在這次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將“五四運動”的核心重新詮釋為“愛國主義”,并將“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捆綁在一起,更進一步闡述為“聽黨話跟黨走”,引起不少爭議。而“五四運動”本身也是個有爭議的事件。中共自己在近40年來的五次“五四”紀念大會,主題表述也都大有不同。

當地時間4月30日上午,中共官方在北京大會堂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習近平在會上強調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而“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但避談“五四”的反專制精神。

一直以來,中共對“五四運動”的定位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革命運動”,但中共歷次高調紀念五四,每次都是讓“五四運動”的宣傳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不同時期強調的重點都不同。

1979年的“五四運動”60周年紀念大會,時任中共黨魁華國鋒在致辭中稱要“必須不斷地清除專制制度的殘余”,作為配合“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的政治宣傳。

1989年70周年大會上,時任黨魁趙紫陽在講話中呼吁參加學潮的示威學生回歸校園,故特別強調“穩定之可貴”,趙紫陽也肯定了學生和民眾希望推進民主政治、懲治腐敗的愿望,調子明顯不同于《人民日報》的“4.26社論”,但最終也沒能避免“六四大屠殺”的發生。

1999年80周年大會,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胡錦濤致辭。胡錦濤高調宣揚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并且不忘重復所謂“西方大國亡我之心不死”。

2009年90周年大會,由中共主管文宣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辭。李當時高調贊揚共青團的“作用”,外界認為,這顯示當時共青團派勢力強大。

一般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發生于1919年以青年學生為主、各個階層廣泛參與的政治抗議運動。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引發國人極度不滿,由此爆發了以青年學生為主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大規模示威游行、請愿、罷課、罷工乃至暴力對抗政府的政治風潮。在整個運動過程中,“民主”和“科學”,即“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認為是主題。

在中共建政以后,中共官方開始把“五四精神”稱為所謂“愛國主義”。現在習近平講話更根據中共意識形態的需要,將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詮釋為“愛國”和“聽黨話、跟黨走”,引起不少批評。

《紐約時報》指出,幾代中國學生已從教科書上學到,1919年的抗議活動是1921年共產黨成立及其取得“勝利”的前奏。此外,自毛澤東——“五四”時期他是地方活動人士——以來的領導人都曾利用該運動來拉攏或勸誡學生和知識分子。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五四運動”當年雖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愛國主義口號,但說到底,最終能夠救國的還都是“科學”與“民主”,而現在中共所倡導的所謂“五四精神”根本是在“扭曲、拋棄、扼殺”歷史上真正的“五四精神”。

香港時事評論員潘小濤認為,北京這次紀念大會,只是借助“五四”這個100周年的日子,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而不是真正紀念。他指出,北京演講中提到,“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沖動或偏激要能包容”,這是典型的“講一套做一套”。

大紀元引述體制內學者表示,中共這次高調紀念“五四”,其實是“山寨版”的愛國主義,就是借助宣揚“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的矛盾。中共把數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拱手相讓,是真正的賣國賊。它對國內民眾宣揚“大國崛起”、愛國主義,這不是笑話嗎?

獨立學者胡平在接受英國BBC的采訪時指出:“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批判政府”,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當年的青年學生們抗議政府不能維護國家利益的行動,恰恰說明了“愛國不等于愛政府”,“愛國不等于愛黨”。他們是以對政府提出異議的方式來實現了自己的“愛國”。

胡平表示,“五四運動”時代,社會中各種思想百家爭鳴,其中就包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當時學生們并不排斥外來思想,其訴求是多樣化的。這是由于在中國缺少集會結社自由的環境下,最能夠采取集體行動的就是學生。而當學生走上街頭,就形成民主運動的先鋒和主力,這正是令中共最恐懼的地方。

法廣評論稱,官方欲借用高調紀念“五四運動”來轉移民眾對“六四”學運的視線,因此重彈所謂“愛國”老調,而避談“五四運動”的學運因素,切割“五四”與“六四”的精神聯系。

中共現在事實上對與“五四”、“六四”相關的動態都非常敏感。近幾個月來,中共警方對北京數十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采取了嚴厲打擊,這些學生支持中國南方受欺凌工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將“五四”視為一種鼓舞。

中共官員們還試圖禁止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發聲。從去年7月開始,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共產黨提出尖銳批評。今年3月,清華大學對他進行了停職調查。但許同時得到了許多聲援。

另外,網傳近日清華大學校慶,校內刻有紀念清華大學學者王國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紀念碑被校方用鐵皮墻遮蓋,也引發批評。

不過,就“五四運動”本身的實質也備受爭議。

人民大學退休教授張鳴對德國之聲表示,所謂的“五四”是一筆糊涂賬,“誰紀念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說”。他說“五四”運動實際是“暴力行為”,砸人家家,燒人家房子,走哪都不合法。

1919年“五四運動”,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抗議。(網絡圖片)

香港歷史學者馮學榮指出,“五四”運動就是一場“胡鬧”。“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唯一的后果就是給“馬列主義”入侵中國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開啟了中國的噩夢。

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徐澤榮此前在一次“五四”百年研討會上說,他研究了蘇聯人曾如何長期從資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覺得五四是蘇聯人挑起的,……他們早于中共20年就在東北傳播馬克思主義了。前后大量馬列著作,翻譯好多……新文化運動其實與五四是無關的,不管后來有人怎么說,胡適怎么說,其實是無關的。鴉片戰爭以后,我們就開始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學與五四也沒有什么關系。后來把它們疊加在一起是一種有用心的做法,蘇聯人是想挑起反日的運動,讓日本跟中國打,它保衛了它的東方(遠東地區)。”

大紀元李沐陽評論指出,“五四運動”的驚人真相是:救國不成,只留下暴力火種。

文章說,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他們高呼口號到了使館區,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但列強的外交官根本不待見這些學生,有火撒不出去,于是學生們放了一把火,燒了曹汝霖的家,弄出了震驚現代史的“火燒趙家樓”事件。這把火逼出了在曹家藏著的政府外交官員章宗祥,學生誤認為是曹汝霖,一頓亂打,把章宗祥打暈在地。

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吉死死護住章,對行兇的學生們說,“我是他的朋友,你們要動手的話,就沖我來。”聽了這句話,這群憤青學生竟然不敢動手了。他們以“反日”為游行口號和宗旨,可是真的日本人出現了,而且只有一個日本人,他們卻傻眼了。后來北京警察局長吳炳湘趕到,鬧事的學生們像鳥獸一樣“轟然逃散”了。

文章說,這就是中共口中的“五四”愛國運動。一個月后,政府撤銷了曹汝霖、陸宗與和章宗祥這三個“親日派”官員的職務。事后,當年的公共知識分子梁漱溟在《每周評論》上譴責學生們的暴力行為,稱這是一場“暴亂”。

文章還說,民國政府允許學生游行,盡管政府不高興,但還是允許的。北京當局能允許嗎?單講這一點就不行,中共跟民國政府根本沒法比。說民國政府黑暗,中共政權才是最黑暗的。

責任編輯: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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