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共官場新“氣象”

2019-05-01|来源: DJY|标签:中共官场 

最近幾年中國官場出現了一種新“氣象”,那就是官員們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現是消極怠工,但他們的“二心”與民眾對體制的不滿完全不同。官場與高層的關系已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伙”關系,重回類似于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系,“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
一、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

官員們多半在消極怠工,這是官媒最近不斷發表文章批評的官場時弊。習近平前一段時間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中共在各個方面都面臨著重大風險,如果官員讓危險升級為真正的威脅,他們都將為此負責。這話的潛臺詞是,官員們在坐看風險升級,仿佛他們身處這個政權之外,無關痛癢。

中共現在面臨的風險,最大的不是民間廣泛存在的不滿和零星的反抗,而是經濟風險,因為后者是全局性的。中國經濟已進入下行狀態,其原因,我在《2018年:中國經濟下行成定勢》(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26/n10932910.htm)中解釋過。在集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后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就眼前形勢來說,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如果各級官員普遍消極怠工,則當局試圖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的種種設想就可能落空。

事實上,恰恰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干”。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于衷,等著看笑話,看你們上面怎么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干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干”,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于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于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志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系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
二、江胡時代的官場“蜜月”

要了解官場與高層的關系為何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變成了如今的“上下異心”,首先得明白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是個什么樣的局面。中國的官場,在江胡時代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一“龍”一“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

這種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在集權體制下,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個人獨裁領導模式無法自然延續到下一代領導者身上;隨后必然出現所謂的“集體領導”模式。一旦這種轉換完成后,在集體領導模式下,“九龍治水”的局面就產生了。在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契爾年科時代(戈爾巴喬夫后來實行了個人集權的總統制),在中國,從鄧時代到江胡時代,都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由于政府不能再用個人崇拜、意識形態等手段有效地動員并控制社會和官場,高層與官場之間就從斯大林和毛時代單純的“命令–服從”關系,變成了一種互利式交換關系,各自向對方提供對方所需要的,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換言之,統治者向官場提供官位的穩定和特權福利,而官員們則順從高層的領導和控制。這樣,在高層與官場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雙方體認的“契約”,只要這個“契約”不被打破,官場的穩定和上下互動就可以維持下去。

這種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必然導致腐敗橫行,但前蘇聯與中國江胡時代的腐敗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因為腐敗的規模取決于經濟改革的深入程度。經濟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比如前蘇聯和中國的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一旦國有資產私有化了(中國此舉始于朱镕基1997年推動的國企改制),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并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江胡時代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就是后一種情況。

一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系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往往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三、習時代的官惰之源:重回“貓鼠關系”

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于官場全面對高層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朱、胡溫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無非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后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后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

官員們最大的難處還在于,誰也不能出頭,去公開抵制反腐敗,那等于是不打自招,自求速死;那怕有再多的仇恨和不滿,也只能悶在心里,于是,“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是,官員們恨習近平,并不等于他們向往政治民主;他們并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系。

事實上,官場與高層的關系現在已經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伙”關系,重回類似于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系,即“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今年3月29日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上下同心”的關系,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其實心中有數。

滿懷“二心”的官員們離心離德,表面上與蘇共垮臺時的官場普遍心態十分相似,但它的政治意涵卻截然不同。2016年我在華盛頓的一個智庫曾介紹過我提出的一個新觀點: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容還是對立,取決于兩者的時間順序,若民主化在前,兩者可以相容,例如在俄國,民主化不會妨礙原紅色精英的發財舉動,而紅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帶來的新機會;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國,則私有化造就的共產黨資本家們必然傾全力撲滅任何民主化活動,因為民主化可能是奪命之舉。正因為中國屬于后一種情況,所以,當下及今后中國的官員們雖然有“二心”,卻多半不會有“反心”,在維護現體制這一點上,有“二心”的官員們與高層始終是一致的。因此,在所有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國的轉型之路有可能最為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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