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恐怖主義

【大紀元2018年08月04日訊】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圣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系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筑世貿中心,制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后,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于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后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后,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后,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于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后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系。[3]俄國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后來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里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里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么,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它國家,或者出于在敵對國家制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沖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系,幫助反共陣營包括里根總統、撒切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后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查德?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里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僥幸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范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借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沖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復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也門、中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后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后,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并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并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秘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資助的巴解組織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墻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后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沖鋒槍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后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里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并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范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互聯網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干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后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么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11]“當代圣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圣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并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缽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圣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后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后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圣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斗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于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來條件變得寬松,并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圣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采取暴力的“圣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圣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于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并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圣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后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愿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并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圣戰,“解放”自己。

“怎么辦?”庫特布從列寧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寧主義的圣戰“先鋒隊”
熟悉馬列主義的學者在研究庫特布的著作時,常常會發現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鋒隊”(Vanguard)、國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用語。列寧在寫作《怎么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時,面臨的局面和挑戰,與庫特布非常類似。列寧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無產階級先鋒隊(Proletarian vanguard),庫特布照搬了這套理論,只是把無產階級換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

列寧非常強調組織和先鋒隊的作用,他區分了自發性與自覺性,提出了“建黨理論”。他認為如僅僅依靠自發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漲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等膚淺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所謂“覺悟”。列寧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進分子”(往往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他們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條件)對工人進行煽動和灌輸,使他們認識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覺悟到“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了發揮這一部分“先進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把他們的生活全包下來,為他們創造秘密工作的條件,使他們成為全職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政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4]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盡管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圣戰主義思想家們沒有直接引用列寧作為其思想啟蒙,但二者的概念、邏輯,尤其是賽義德?庫特布泄露出其[列寧]影響。20世紀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庫特布肯定閱讀過列寧的作品。庫特布有兩個關鍵概念直接來自列寧: jama’a(先鋒隊)和manhaj(綱領)。”[25]

庫特布從列寧主義里學到的“精髓”,就是要組織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鋒隊。庫特布的理想,幾乎就是列寧的理想。

羅賓遜教授闡述道:“庫特布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寧]一模一樣的論斷,大多數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體系的非正義的和反伊斯蘭的統治,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起來拿起武器反抗,一個專業受訓的圣戰先鋒隊必須組織起來針對國家機器反抗。”[26]此外,“列寧堅持先鋒隊的核心,是有一個詳細與周密協調的綱領,然后具體實施革命。在庫特布的書中也有相似的伊斯蘭版本。”[27]

對庫特布來說,這一支他認為的“真正穆斯林”(極端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就要擔當其拯救伊斯蘭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鋒隊要去打擊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虛偽”,要按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去做,建立一個基于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新國家,并用暴力把伊斯蘭帶到全世界。

除了先鋒隊,庫特布的學說里也有社會平等、消滅階級、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類”的內容。[28]這些內容,都會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

庫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繼續出版塞義德?庫特布的書。在1993年出版的庫特布的書“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庫特布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源。該書第61頁中,庫特布直白表示,伊斯蘭教“是一個獨特的、建設性的、實證主義的教義,它是由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并增加了它們的和諧、平衡和正義。”[29] (方括號內是本書作者加入的內容,便于讀者理解。)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在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時,有學者還指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階級斗爭”學說。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在煽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把這種矛盾上升為不可調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伊斯蘭極端主義采用的也是這樣的策略。想想看,炸毀曼哈頓的世貿大樓就能實現庫特布的伊斯蘭大同世界了嗎?當然不會。極端主義為的是制造西方與穆斯林的矛盾,“加劇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對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這種仇恨來煽動更多的穆斯林起來仇恨西方。[30]這就是與馬克思列寧宣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樣,一定要讓這個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狀態,才有機會發動革命。共產主義這么想,受其影響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這么想的。

不夸張地說,庫特布的學說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義。雖然從宗教上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吸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學者這樣指出恐怖主義的實質:和自由世界對抗的真正敵人還是共產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穿了件傳統伊斯蘭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運動使左派思想廣泛傳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傾向暴力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芬蘭政治歷史學者安特洛?萊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誕生于1966~1967年,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把基于穆斯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基于馬克思主義的極端伊斯蘭主義。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學生運動中,許多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來觀念帶回去,為恐怖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32]

開羅的美國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施萊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經見過后來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當時正在開羅大學學醫的扎瓦希里對施萊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在精英學院──醫學和工程學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萊弗對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說,在60年代,這些院系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據點。他指出,伊斯蘭主義運動只是(60年代)學生反叛的最新發展趨勢。施萊弗回憶說,“我說,‘聽著,艾曼,我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你說話時,我覺得我回到了黨內。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和傳統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極端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聯系起來,而出于某種理由不愿提及共產主義根源。其實,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也沒有專門的宗教信仰基礎。從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全人類觀和宗教情結來說,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更為緊密。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庫特布的著作影響了許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學者、后來的基地組織創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闡述了庫特布對本?拉登的世界觀的影響,并直接將阿扎姆稱為庫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過他的著作和追隨者來傳遞影響,賽義德?庫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傳播者。穆罕穆德?庫特布后來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蘭的教授,同時也負責編輯、出版和推廣其兄長的學說。

本?拉登在學生時代就讀庫特布的書,本人也與穆罕穆德?庫特布熟悉,定期參加后者在一間大學里的每周的公開講座。前中央情報局負責本?拉登小組的官員、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兒(Michael Scheuer)直接稱庫特布為本?拉登的導師。[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賽義德?庫特布的狂熱追隨者。[37]扎瓦希里少年時代就從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庫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監獄中忍受磨難的“偉大”。[38]庫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憶錄中寫道:“納賽爾政權認為處決賽義德?庫特布及其同志們使[極端]伊斯蘭主義運動受到了致命打擊。”“但表面的看似寧靜卻隱藏了賽義德?庫特布思想的發酵以及埃及現代伊斯蘭圣戰運動核心的形成。”[39]庫特布被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參與組建了一個地下激進組織,決心“實現庫特布的理想”。[40]這一年他15歲。此后扎瓦希里參加了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后來成了本?拉登的導師和基地組織的重要成員。在本?拉登被擊斃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組織的頭目。

上文引述過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庫特布是最重要的強調暴力圣戰的思想家。[41]幾乎所有的遜尼派圣戰組織的概念和思想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庫特布的書中找到。[42]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圣戰組織,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蘭旗號下通過暴力實現其政治綱領。[43]

1981年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組織蓋碼?伊斯蘭米亞(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紀90年代其針對政府官員、世俗知識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發動襲擊)等都奉行庫特布主義。[44]

奉行庫特布主義的激進圣戰組織也被歸類為薩拉非圣戰組織。拉特洛布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將庫特布稱作薩拉非圣戰主義之父、伊斯蘭國的開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蘭國的大腦──ISIS及其哈里發意識形態》中寫道:“五十年過去了,賽義德?庫特布被處死刑成就了薩拉非圣戰主義的傳統,成就了伊斯蘭國的思想。未來沒有里程碑了,我們已經到達地獄的入口。”[46]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持續的威脅──基地組織和其它薩拉非圣戰者》中概述了庫特布對薩拉非圣戰主義的影響,同時列舉了40多個薩拉非圣戰主義組織,影響幾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縱觀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各種組織,它們之間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采用庫特布的主動進擊型“圣戰”去做斗爭,成為了庫特布的衣缽傳人,也成為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美國政府國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報告說:“在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案件的傷亡者中,過去五年內82%至97%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國國務院在2016年的報告中說,2016年發生了11,072起恐怖襲擊,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襲擊的肇事者)。雖然這些恐怖襲擊發生在104個國家,但它們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發生在5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49]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國家。

相比而言,恐怖襲擊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進行的一項研究,從1975年到2015年,外國出生的恐怖主義造成了大約3,024名美國人死亡(這一數字還包括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喪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約有74名美國人。

極端恐怖組織雖然最樂于打起伊斯蘭旗號,但最終被其傷害最大的實際上是穆斯林社會。對于恐怖主義背后的魔鬼來說,打什么旗號都不重要,通過各種手段毀滅人類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已有幾十年歷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國認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導。人們知道本?拉登主導策劃劫持客機發動9·11襲擊,但劫持客機的首創者卻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阿拉法特從1959年籌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國,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種武裝組織的主要頭領。整個中東地區最得寵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屬。他曾十四次造訪中國,幾乎會見了歷屆中共黨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深得中共賞識。其在恐怖襲擊中屢屢得手,又游刃于國際政治外交舞臺上,風光一時。

1964年,阿拉法特組建了法塔赫武裝恐怖組織“暴風”突擊隊后,馬上到北京與周恩來等進行了長時間會談。周恩來當時就指點他:要注意斗爭策略,不要提諸如“把以色列趕入大海”之類的口號,因為這類口號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爭。[51]

中共對這個恐怖主義小老弟除軍火、經援之外,屢授機宜,指點其如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交戰,及如何擴展國際影響等,還特邀巴勒斯坦人員到中國學習、接受培訓。向中共老大哥“取經”回來后,1965年1月開始,阿拉法特就以游擊隊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對以色列開戰。1965年5月,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中共破格承認該辦事處享有外交機構待遇,并在國際外交各種場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決定建立巴勒斯坦國。中共立即予以承認,并于同年11月20日與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間,阿拉法特和中共黨魁江澤民互訪見面。期間巴以爆發大規模流血沖突,以色列一再指責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國抗衡,使得中東地區戰火不斷。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從事各種公開的、地下的軍事恐怖行動,聲稱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園的唯一手段”,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一脈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產國家的關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員,也是“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觀察員”。

美國、以色列一直認為阿拉法特是中東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劃者。他所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組織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劃刺殺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侯賽因國王幸免于難。[53]同年9月,法塔赫連續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三民航客機并在電視攝像機前摧毀三架劫持的國際班機,在國際上造成轟動。恐怖分子稱:“我們劫持一架飛機遠比我們在戰斗中殺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為其后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飛機開了先例。后幾十年里劫持民航飛機成了恐怖分子的一個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屬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組織制造了一起進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而策劃、實施這一起恐襲事件的阿布?哈桑?薩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恐怖分子在德國慕尼黑正在舉行的夏季奧林匹克競賽的奧運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開槍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同時,還射殺了一名德國警察。[55]幾十年來,國際恐怖主義泛濫,濫殺無辜平民,阿拉法特對首開對平民的恐襲先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系
中共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系由來已久,并一直和為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約300名軍事顧問到當時阿富汗圣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訓練基地外,還在新疆喀什及和闐增開軍事訓練營,教他們使用武器、爆破、戰斗策略、宣傳技巧與間諜戰等。新疆成為訓練阿富汗圣戰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基地。到蘇聯撤出阿富汗的時候,中共軍隊至少訓練了幾千圣戰分子,為他們提供價值2億~4億美金的機槍、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空導彈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后,包括其庇護本?拉登基地組織期間,中共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保持了密切關系。雖然基地組織對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海軍實施恐怖襲擊,而塔利班拒絕向聯合國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對聯合國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國用巡航導彈襲擊基地組織,中共花一千萬美元向基地組織購買未爆炸的美國導彈,以改進自身的巡航導彈能力。[57]同時,中共繼續向支持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提供敏感的軍事技術。[58]2000年底,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關閉本?拉登在其境內的恐怖分子訓練營,但中共投的是棄權票。在那之后,中共繼續與塔利班秘密商談,并達成協議由華為幫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廣泛的軍用通訊系統。[59]就在9·11恐怖襲擊的當天,中共與塔利班官員簽署了擴大經濟與科技合作的協議。[60]

更令人震驚的是,“9·11”發生后,兩個中共軍人被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戰》一書,里面提到“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攻擊,對美國而言將會很棘手”,他們還明確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團組織這場攻擊行動”。[61]可以說,中共的“超限戰”理論是本?拉登發展恐怖襲擊這一手段的理論指導,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諸實踐。

9·11恐怖襲擊發生后,聯合國安理會對塔利班政權進行制裁時,中共不光投棄權票,而且在美軍開始空襲塔利班目標后,仍派出軍事人員幫助塔利班政權。9·11事件后,美國情報部門獲悉中共軍方的中興和華為在幫助塔利班軍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一個電話網路。[62]

2004年中,據透露,中共情報機構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上幫助本?拉登籌募運作所需的資金并洗錢。[63]

隨著柏林墻倒塌,暴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土崩瓦解,中共繼承前蘇聯的衣缽,不得不獨立支撐面對自由世界的強大壓力。正當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譴責共產主義暴政時,“9·11”恐襲發生,世界格局隨之大變,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全方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其實,這正是共產邪靈為了轉移視線,讓中共殘喘并坐大的伎倆。在西方為反恐疲于奔波的時候,一場中美之間的財富大轉移悄悄發生了,共產邪靈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共產主義。

每當世界反共陣營開始圍剿世間共產勢力時,共產邪靈往往就會指使恐怖組織肇事,讓人們無暇顧及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邪黨及其毀滅人類的運作,忙于和恐怖組織交戰,并花大力氣反恐、防恐,卻把人世間正邪交戰的主要戰事擱置一邊不顧。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這是“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藝術品”,一位德國音樂家如是斷言。他評價的不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是9·11恐怖襲擊。[64]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西方的激進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在第一時間為恐怖分子歡呼、辯護和洗脫罪責。一位美國作家夸贊恐怖分子“絕頂聰明”,在他眼里襲擊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歷史上做錯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別塔[指世貿中心大樓],因此大樓必須被摧毀”。一位意大利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華爾街]的投機者在其中打滾的經濟體每年用貧困殺害上千萬人,紐約就算死了兩萬人又怎樣?”[65]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難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魁之一)。[66]

為了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武,各種激進左派勢力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語言學家、激進左派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計劃在阿富汗發起“悄無聲息的群體滅絕(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發起“和平守夜”和抗議集會(teach-in)。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喬姆斯基到接近戰區的印度次大陸旅行了兩個星期,向上百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謠言。他說,美國計劃用饑餓的方式殺害三四百萬阿富汗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9·11”的兇惡和殘暴。[67]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說他希望美軍經歷“一百萬次摩加迪沙之戰”。[68]摩加迪沙之戰指的是1993年在索馬里發生的基地組織襲擊美軍的事件,18名美國士兵死于這一伏擊。激進左派發起的反戰運動針對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是在拉自由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后腿,客觀上成為了恐怖分子的內應。

在2003年2月,在美國進攻伊拉克一個月之前,本?拉登通過半島電視臺發布了一段錄音,號召人們起來抵抗美軍,要在巷戰中重創美軍,里面公開聲稱“穆斯林的利益與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在反戰上是一致的”,向反戰的左派組織發出動員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個反戰組織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這是一個典型的左派激進組織,成員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左派或者進步主義者。其主要組織者很多都與“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有關。“工人世界黨”是美國的一個極端的共產黨組織(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實是斯大林共產主義的一個前沿部隊。參加反戰的還有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臺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產黨是和中共有聯系的馬列主義政黨。[70]

除了積極為恐怖分子開脫、組織參與反戰運動以外,法律界的激進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對“9·11”之后不久國會通過的旨在增強美國反恐能力的《愛國者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聯邦調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羅里達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為恐怖分子提供資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歸案。如果有愛國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歸案,也許可以避免9·11襲擊。[71]

策劃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其辯護律師林?斯圖亞特(Lynne Stewart)借著到監獄里探望拉曼的機會,替后者傳遞信息給其中東的追隨者,告訴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斯圖亞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有罪判決之后,斯圖亞特反而成為左派的政治偶像,屢屢被邀請到大學、法學院及其它集會演講。[72]

美國學者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惡聯盟:激進伊斯蘭教與美國左翼》 ,揭示了伊斯蘭極端分子與美國激進左派之間危險的關聯。他通過分析指出,國際激進左翼已經成為伊斯蘭圣戰組織的邊防戰士。[73]

為什么西方激進左翼愿意和恐怖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西方民主國家?西方激進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為了從內部摧毀西方文明不遺余力,所有有助于實現其目標的力量都成為他們聯合的對象。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表面上和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冰炭不容,但由于兩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標,因此結成了危險的反對西方文明的聯盟。由于同樣原因,兩者都成了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得力工具。

結語
從巴黎公社、列寧的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把恐怖主義作為它的重要工具。不僅如此,在共產國家之外,共產邪靈在不同時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為其實現恐怖主義目的之工具,包括運用恐怖分子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勢或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隨著科技發展,沒有道德約束的恐怖分子越來越容易運用各種手段來制造恐怖,人類時刻處于他們的威脅之下。

恐怖主義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懼來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類普世價值的,要達到的目的是邪惡的。這些核心理念與共產主義同根同源。可以說,共產邪惡因素為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提供了深層的邪惡價值的支撐點,為他們提供了土壤和溫床。

恐怖主義最大的犧牲群體往往都是那些產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國家,雖然見諸報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對西方的襲擊,而被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殘殺的最大犧牲群體卻是穆斯林。這一點同共產主義殘殺的一億多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謂同出一轍。

恐怖主義帶來了暴力、仇恨、殘殺、恐懼、廢墟和悲劇,其受害者是全人類。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密不可分。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同時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義,因此,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恐怖主義相比,共產主義才是對人類的根本威脅。不把恐怖主義的毒根拔掉,世無寧日。認清共產邪靈是人世間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邊,走回神為人留下的傳統的正路,邪靈才無法利用人類達到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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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ffmaster/Reading/Quotes/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13/world/upheaval-in-the-east-soviet-congress-debates-new-presidency.html.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1/09/23/the-kgbs-terrorist-footprints/16f129fd-40d7-4222-975c-6e39044768bf/?utm_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襲擊事件之后:國內言論摘登〉,《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5-mcs-2001-i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3831/ayman-zawahiri-and-egypt-a-trip-through-time.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parameters/Articles/07spring/eikmeier.pdf.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_253_Hassan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logy#gsc.tab=0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the-war-on-jahiliya/.

[29] 該書原文為阿拉伯文,在許多穆斯林網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譯和阿拉伯原文圖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rticles/bguiq-shaykh-ibn-jibreen-making-takfir-upon-the-saying-of-sayyid-qutb-that-islam-is-a-mixture-of-communism-a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07/marxist-roots-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2/09/16/the-ma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200511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oct/31/book-review-the-mind-of-the-islamic-state-by-rober/.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RR637.pdf.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98_1_1.pdf.

[51] 時延春:〈周恩來與中東〉,《黨史縱橫》,2006年第一期,頁7-8, http://waas.cssn.cn/webpic/web/waas/upload/2011/06/d20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08192756/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9/is_n21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errorist-sponsors-saudi-ara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in-osama-bin-ladens-ho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sep/28/2001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大紀元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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