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8):滲透西方(下)

【大紀元2018年05月26日訊】第五章 滲透西方(下)

目 錄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10. 我們為什么會上魔鬼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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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幼稚、真誠和理想主義不屑一顧。他說:“如果長頭發對交流造成障礙,那就把長頭發剪掉。”這個人就是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過著書立說、培訓學生、親身實踐,成為最近幾十年來影響最大、最壞的變種共產主義者。

除了崇拜列寧、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對魔鬼撒旦也贊美有加。在他流傳最廣的著作《激進分子的守則》(1971)一書的題詞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雜志采訪時,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會毫無保留地選擇去地獄,并且開始組織那里的無產者,“因為它們是我的同類”。[1]

之所以稱他為“變種共產主義者”,是因為與上世紀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絕正面說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辭地表示,世界上存在著有產者(the have)、少產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無產者(the have-nots)。他號召無產者對有產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搶奪財富和權力,實現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他強調可以不擇手段地奪取權力,同時摧毀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學者稱他為“后共產主義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寧”和“軍師”。[2]

在《激進分子的守則》這部書中,阿林斯基系統闡述了“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論和方法。這些守則包括:“速戰速決;對敵人保持強大壓力;威脅比打擊更可怕;諷刺是最強大的武器;分化敵人、孤立目標,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等。[3]規則的實質,就是為了目標、為了攫取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區組織規則”,在實際運用當中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1972年越戰仍在進行,當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前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演講。反戰學生向阿林斯基尋求建議。阿林斯基回復說,公開抗議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議者被開除,不如穿上3K黨的裝束,每次布什為越戰辯護的時候,都起立喝采,揮舞寫有“3K黨支持布什”標語的牌子。學生依計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聲勢。[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策劃的另外兩次抗議活動。1964年,為了脅迫芝加哥市當局接受其條件,阿林斯基策劃了一個陰損的抗議計劃。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阿林斯基設想,如果在機場外面抗議,即使組織幾千人也無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長時間占據機場內的廁所,將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芝加哥市當局將成為國際丑聞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進行了實地考察,發現實施其計劃,大概需要2500人。在實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給芝加哥市當局,當局只好乖乖地請他們前去談判。[5]

為了脅迫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當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設想了一個同樣陰損的招數。羅切斯特愛樂樂團的演出是當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視這一傳統。如果能夠打亂樂團的演出,讓羅切斯特市成為全國人的笑柄,那會逼迫市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阿林斯基策劃的行動是這樣的:雇一百個黑人,給每個人買一張音樂會票,演出之前,為他們提供一頓免費晚餐,只有一種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這些雇來的觀眾肯定會不斷放屁,這就把一個高雅的文化活動毀了。消息傳出,市政當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條件。[6]

閱讀阿林斯基的書,給人一種陰險冷酷的印象,讓人不寒而栗。他倡導的所謂“社區組織”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頭換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論和實踐”有這樣幾個特點。[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辭上還有一層“理想主義”色彩,阿林斯基剝除了任何“理想主義”的外衣,把革命變成赤裸裸的權力爭奪。他在進行“社區組織”培訓的時候,會例行問學員:“你們為何進行‘社區組織’?”有人會說是為了幫助他人。這時阿林斯基會朝他們吼道:“你們是為了權力而組織!”他的培訓手冊這樣寫道:“我們不因不要權力而富有美德,卻會因不要權力而變成懦夫。”“有權是好的,無權是惡的。”其追隨者的培訓手冊上竟然說:“把你們教會和團體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調地反政府、反社會,對此阿林斯基不以為然。他強調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進入體制之內,甚至表現出一種合作的姿態,伺機等待或制造顛覆的機會。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終目標是毀滅和顛覆,而不是給任何人群帶來好處,因此在實施其計劃時,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阿林斯基說:“在任何革命性變革發生之前,群眾對變革本身的態度都必須是被動的、肯定的、不對立的。”“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個深受阿林斯基影響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頭目一語道破了激進抗議行動的實質:“問題的意義不在于問題本身,問題永遠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進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響,他們“創造性地”把一切社會問題引向對當局和體制的不滿,任何社會議題在他們手里都變成了推進革命的墊腳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變成一場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游擊戰爭和全面戰爭。在說明其“社區組織”策略的時候,阿林斯基告訴其追隨者,要讓抗議行動作用于敵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個組織人數足夠多,就到光天化日下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讓敵人看見;如果人數不夠多,就躲在暗處大肆鼓噪,使敵人聽到,感到震懾和驚疑;如果人數太少,連吶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塊地方變得臭不可聞。

第五,在其政治行動中,阿林斯基強調利用人性最邪惡的部分,包括好逸惡勞、貪得無厭、妒嫉、仇恨等等。有時他領導的行動會為參加者爭取到一些蠅頭小利,但這只會使其更加見利忘義、鮮廉寡恥。為了顛覆自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淪喪人的道德;一旦掌權,他也絕不會顧惜從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這是一個簡單的推論。

幾十年后美國政界兩個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響,把顛覆美國、文明和傳統價值觀的靜悄悄的革命帶進了體制內。與此同時,阿林斯基倡導的無底線的、游擊戰和超限戰式的抗議,在上世紀70年代之后的美國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vomit-in(抗議者吃一種催吐藥,然后集體在廣場或會議中心嘔吐)、“占領華爾街”、“安提法”(Antifa)運動等等,都是顯例。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首先提出“體制內長征”的是意大利共產黨黨魁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葛蘭西發現,有信仰的人不會輕易被煽動發動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傳統、不講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從顛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紀60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后,很多造反派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后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發起了“體制內的長征”,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系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60年代以后的美國,就像一個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經無法具體指明,到底病灶在什么地方。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深入美國社會機體,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

在眾多“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里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社會學家提出的“克勞德-畢汶”(Cloward-Piven)策略獨樹一幟,可操作性強,被“成功”試用。

克勞德-畢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國政府的政策,有資格領取福利救濟的人口數遠遠大于實際領取救濟金者的數量。只要把這些人找出來,鼓勵或者組織他們去領取救濟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資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體實施這個策略的是一個黑人活動家創立的“全國福利權組織”(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4年,領取福利的單親家庭數量從430萬激增至1080萬,翻了一番還多。1970年,紐約市年度預算的28%用于各項福利支出,平均每兩個人工作,就有一個人領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紐約市領取福利的人數從20萬增長到110萬。1975年,紐約市幾乎破產了。[8]

克勞德-畢汶策略是一種制造危機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論的一種應用。阿林斯基的規則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敵人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則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從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共產黨就擅長陰謀詭計,憑借極少的人數,制造出聲勢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機”。以美國政治為例。現在美國有的左翼政黨綱領的激進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圍。為什么這些號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的人,似乎只代表極端小眾(比如跨性人)的呼聲,反而棄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而不顧?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寧曾經說過,工會是“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共產主義分子發現,只要控制住工會,就控制了一大批選票;只要控制了選票,就可以讓“民選官員”、“民意代表”言聽計從。因此,共產主義分子取得工會的控制權,進而控制大批議員和“民選官員”,把其顛覆性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揭示,共產黨的45個目標之一是“俘獲美國的一個或者兩個政黨”,[10]就是通過這樣非常復雜的運作實現的。普通工人為了維護基本權益,不得已加入工會,成為工會的棋子,這和向黑社會交保護費是一個道理。

對共產黨綁架民主國家的政策的機制,翠弗?勞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勞敦把這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政策的制訂。冷戰當中,蘇聯及其盟國制訂了針對各個民主國家的政策,目的是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瓦解、和平演變。第二個階段,灌輸和培訓(indoctrination)。冷戰時期,每年有數千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培訓,培訓的重點是如何利用本國的勞工運動、和平運動、教會和民間團體,影響本國的左翼政黨。第三個階段,實施。[11]冷戰結束之后,西方國家本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

上世紀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美國人進入社會主流,他們或者從政,或者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或者進入媒體,或者進入數以百計的民間團體,他們用幾代人積累的“經驗”改造美國,美國幾乎全面淪陷。

民主國家的制度本來就是給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設計的,對于處心積慮想干壞事的人來說,這個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顛覆自由社會制度,有很多條道路可供選擇。中國有句俗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共產主義分子和被他們欺騙的無知的代理人處心積慮地顛覆自由社會的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籌劃和運作,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社會都已經被蠶食得千瘡百孔,共產主義思想、因素已經深度侵蝕進了美國的肌體。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產黨國家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實行最嚴厲的管制,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的言論思想管制,這個打著“政治正確”旗號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橫行于教育、媒體和社會各界,成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論的工具。盡管很多人已經感到它的邪惡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識形態根源。

“政治正確”一詞和“進步”、“團結”(solidarity)等詞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黨話,其最表層的含義是指不要使用對少數族裔、婦女、殘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比如要稱呼“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稱呼印第安人為“美洲本土人”,稱呼非法移民為“沒有身份證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確”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把人群按照“受壓迫”程度分成等級,“受壓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禮遇。這種不問個人品行和才能、只問人群歸屬的“唯成分論”被稱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這種邏輯,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同時占有了被壓迫種族、被壓迫性別和被壓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確”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象。這和共產黨國家把人按照財產分成階級、“紅五類”、“黑五類”,消滅打壓地主資本家,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歌頌“貧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出一轍。

某些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復雜的歷史原因,包括社會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絕非一句“被壓迫”就可以簡單概括。“政治正確”人為地給思想劃定界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斷地給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者”、“伊斯蘭恐懼者”的帽子,使本應該有自由研討之風的大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場所,使全社會噤若寒蟬,無法嚴肅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課題。某些團體以“政治正確”為名,進一步擠壓傳統宗教的空間。更有甚者,很多國家就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或者擴大原有的“仇恨言論”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固定下來,逼迫學校、媒體、互聯網公司和個人就范。這是向共產黨國家對言論嚴厲管制邁出的一大步。

2016年總統大選后,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發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頻頻出現。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應邀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演講,安提法(Antifa)組織揚言要挑起暴力沖突。伯克利警方嚴陣以待,出動三架警用直升機,當晚的安全保衛支出就超過60萬美元。[12]記者問一位前來抗議的年輕學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位學生脫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過時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4年學生運動開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如今時過境遷,左派搶占了話語權,就開始剝奪其他人的正當的聲音。

2017年3月,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應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遭暴力襲擊,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傷。2018年3月,賓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維克斯(Amy Wax)因發表了所謂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停職。[13]還有某些打著法律幌子的團體以反對“仇恨言論”的名義,給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貼上“仇恨組織”的標簽。此外還發生了多起保守派學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動被威脅停辦的事例。[14]

左派對言論自由的干擾絕不是民眾之間的正常論爭,而是共產邪靈在利用具有壞思想的人并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扼殺正義的、至少是正常的聲音。政治正確的實質是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起源于1889年恩格斯創立的第二國際。當第二國際成立之時,全球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超過100個,而作為執政黨角色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66個。如今的“社會黨國際”名稱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1951年,由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工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組成。

歐洲遍地都是第二國際留下的社會主義政黨,很多還是所處國家的執政黨。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和主張漸進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會黨國際”中,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同義,都主張或標榜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目前“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和組織約160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政黨組織。

活動于歐洲議會的歐洲社會黨也是“社會黨國際”的聯盟組織之一,其成員是歐盟及周邊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也是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體,于1992年成立,其成員分布在絕大多數歐洲機構內,包括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目前擁有來自25個歐盟國家和挪威的32個政黨成員、8個準會員和5個觀察員,共45個政黨,可見其活動范圍之廣。歐洲社會黨自己宣稱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同時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瑞典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指導。在其執政的數十年中,主張平等與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其黨史展覽室里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

英國工黨的指導思想直接來源于“費邊社會主義”。如前文所述,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強調以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折,同樣是鼓吹高稅收、高福利等社會主義理念。英國工黨最近幾十年來屢次成為英國執政黨,也一直在推行著費邊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英國共產黨也一直積極參與、影響英國政局,并有自己的黨報《晨星》。英共建立于1920年,在英共鼎盛時期也曾經有共產黨議員通過競選進入英國下議院。最近的英國大選一開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為首的英國工黨競選。

一位工黨重要人物四十余年如一日地“主張國有化,主張社會主義”。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壓倒性優勢當選工黨黨魁。他長期高調參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等社團權益的活動。當被BBC記者問到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時,他說:“他(馬克思)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覽廣讀,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他贊揚馬克思是“偉大的經濟思想家”。

法國的社會黨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法國最大的中左翼政黨,還是社會黨國際、歐洲社會黨成員。該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被選為法國總統。法國2017年的新選總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坦承自己是毛主義者,張口閉口毛澤東、鄧小平語錄,革命、長征、文化革命等詞隨手拈來。

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于德國。

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占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并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什么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里,講述了眾多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圣者。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成批地涌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圣者們歸來之后,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贊美社會主義制度。[15]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饑荒和暴政。問題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幫助這個魔鬼散布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分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后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里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分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16]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于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并非對事件的客觀報導,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采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御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陜北窯洞的談話就始于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志《看》,派記者到蘇聯采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蒙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并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17]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什么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于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沖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于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識分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分子虛偽、獨斷專行,并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分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19]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各有見地,但我們想指出知識分子容易受騙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它不屬于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文化,由于其有違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發推演出來,只能從外部灌輸。在無神論、唯物論的影響下,現代社會的學術界和教育界普遍背離了對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學和人的所謂“理性”,輕易地成為魔鬼意識形態的俘虜。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開始大規模入侵美國教育,加上左派媒體的狂轟濫炸、教育的白癡化及很多年輕人沉迷于電視、電腦、網絡、社交媒體、電腦游戲,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輕一代很多人變成了知識貧乏、視野狹窄、缺乏責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經過幾代人的灌輸,被徹底洗腦的人,即使見到、聽到真相,也會用扭曲變異的思想進行分析。換句話說,共產黨謊言形成了一層起隔離作用的薄膜,讓這些人與真相絕緣。

魔鬼為了欺騙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無知、自私、貪婪、輕信這些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這是最可悲的。其實,共產黨國家并不像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樣羅曼蒂克,如果他們到共產黨國家真實地生活一段時間,而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游,他們自己就會發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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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魔鬼對西方的滲透呈現出極為復雜多樣的面貌。只有從具體現象上超脫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實面目和真實目的。

魔鬼能夠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遠離了對神的信仰,放松了道德的約束。只有回歸對神的信仰,凈化心靈,升華道德,才能擺脫魔鬼的控制。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回歸傳統,魔鬼將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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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DL_Adams/Playboy_Interview_with_Saul_Alinsky/.

[2]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6, 16.

[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4]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42-43.

[5]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6] 同上。

[7] 以下分析參考了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8] David Horowitz and Richard Poe, The Shadow Party (Nashville, Tennessee: Nelson Current, 2006), Chapter 6 “Strategy for Regime Change.”

[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1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11]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1-5.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9/15/antifa-protests-mean-high-security-costs-for-berkeley-free-speech-week-but-who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law-professor-upenn-loses-teaching-duties-article-1.3876057.

[14] “Campus Chaos: Daily Shout-Downs for a Week,”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12,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campus-chaos-daily-shout-downs-week-free-speech-charles-murray/.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約翰遜指出,法國共產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是一個“登峰造極的利己主義者”。參見: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

圖片:《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大紀元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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