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從“外婆姥姥之爭”看中國的大北方主義

2018-06-23|来源: 看中国|标签:文化 方言 粤语 上海话 大北方主义 

作者:杜心武

昨天,中國微博輿論場發生爭議事件。有人發現,在上海小學二年級第二學期的語文課本上的一篇課文《打碗碗花》,在原作與舊版課文中的用詞“外婆”,在新版改為“姥姥”。消息一出,引發很大爭議。在上海,“外婆”是對“外祖母”的稱呼,而不是“姥姥”。有人發現,同一本教材的另一篇課文《馬鳴加的新書包》,也全部用上“姥姥”這一表述。

有人找到一個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教委會)在2017年對同類事件的回復。該回復引用《現代漢語詞典》為證據,指“姥姥是普通話詞匯”,“外公、外婆屬于方言”。又說上海是“國際化大都市”,“人員來自祖國各地”,要做“豐富的語言交融”,更說明“多元”和“包容”的重要。

上海教委會在胡說八道。

標準的“大北方主義”

事實很清楚。對“外祖母”這個表述,北方(東北華北)口語用“姥姥”;但在南方廣大地區,極少人稱呼“外祖母”為“姥姥”,大多數都稱“外婆”;即使屬于北方方言區的四川、云南,也用“外婆”一詞。如果論人數,很可能用“外婆”的人口比用“姥姥”的人口更多。為何“姥姥”成為普通話,“外婆”就變成方言?

根據專業的《漢語大字典》,“姥”這個字在唐朝已經出現,但這種字意讀“母”音,表示年老的女人。讀“老”的字意,最早則通“老”。后來“姥姥”也變成年老婦人的尊稱,如明朝《二刻拍案驚奇》中就有。同樣根據這本專業字典,“姥姥”作為外祖母的稱呼屬于方言,也是在晚明有首次記錄。筆者也不清楚用“外婆”稱呼外祖母始于何時,但其歷史久遠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外”表示女方的親戚由來已久(如漢朝就有“外戚”),而“婆”這個字表示“祖母”的意思也從唐朝就開始了。兩者組合成為外祖母之意,也不會晚。

更何況,“外婆”這個詞不是那種無法寫在紙面的地方口頭語,而是流傳跨越不同方言區的通用稱呼,有明確對應的漢字,又符合漢語語法的構詞原則。以“外婆”一詞在現代漢語中應用之廣,有海量的文本,它不但不應該和“老卵”“結棍”這種真正的上海方言相提并論,甚至應被視為書面語或通用語言。比如,一本1985年的《北京方言詞典》就收錄了“姥姥”這個詞,解釋之一就是“外婆”。這說明,在這本字典看來,“姥姥”是方言,“外婆”是書面語。

可見,把“外婆”定義為“方言”,實乃無視漢語多樣性。在官方眼里,只有北方的用語才被視為“標準”,其他通通都是被貶斥的方言。這是標準的“大北方主義”。

文化管制可以插手到這種地步

在微博上,絕大部分人都對政府的這種行為不以為然。有人說:“外婆的澎湖灣是不是要變成姥姥的澎湖灣了?”有人說:“很吃驚,文化管制可以插手到這種地步。”有人說:“一個連外公外婆這樣的本地方言都不能容忍的城市,你還好意思說什么多元包容?”

絕大部分網友都把矛頭指向上海教育委員會,認為他們“無知、無聊”、“找存在感”。或許這是在大陸的言論限制下,可以表示反感的最大界限。事實上,筆者在寫這篇評論的時候,已經發現有的網站上的討論不能開啟了。

此事的根源當然不在上海小小一個地區,這是中國政府從2000年開始有計劃推行的政策。

上海教委會引用的《現代漢語詞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寫,由商務出版社所出版。它是中國第一部普通話詞典,也是中國應用最廣泛的中型辭典(《新華字典》則是使用最廣泛的小型字典)。不少中學的語文課,老師都要求用這本作為課堂標準用書。對普通人而言(即不包括漢語研究者),它和《新華字典》都是權威。

考察《現代漢語詞典》對“姥姥”、“外婆”解釋的變遷,大致能摸到了中國思路的脈絡。在1982年的第二版中,姥姥被標注為“口語”,外婆則被標注為“方言”。到了1996年第三版(即修訂本),“姥姥”和“外婆”都被解釋為外祖母,都沒有加上“方言”的標簽,2002年第四版(即增補本)亦如是。

但到了2005年第五版,“姥姥”還是外祖母,“外婆”卻重新被加上“方言”的標簽。以后的版本就一直如是了。值得指出的是,2002年的第四版是在第三版上的增補,沒有對詞條進行修改。第五版才是系統性地修改版本。

就這樣在這本權威詞典中,“姥姥”從“口語”變成了書面語,“外婆”則先被摘去“方言”的帽子,再被重新扣上。

推進到“文”的統一

雖然出現這個變化的原因無法準確確定,但在2000年10月,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可能是最重要原因。

該法第三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同時把其重要性拔高到“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

中國推崇北方方言為漢語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中共建國后,1956年發出《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認為統一漢語的基礎乃“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

在80年代中國出現過短暫思想自由化的階段。“姥姥”不再被認為是口語,“外婆”不再是方言,都可能與這種自由派的多元化思潮有關。但2000年的法規正式為北方話的官方地位在法律上背書,而且從“語”的統一,推進到“文”的統一。

推行規范漢字的意思有二:一是以簡體字作為漢字標準;二就是要開始嚴格區分,何為標準用語,何為“方言”。何為標準用語的標準大致上與口語中何為普通話差不多,乃以北方方言為標準。自此,在政府大力推動下,原先屬于北方方言或口語的詞匯被當成標準用語被推崇,南方的詞匯則被當成“方言”被貶斥,這日漸成為中國的常態。就這樣,“姥姥”升為書面語后不再被打回“口語”,“外婆”就要被重新加上“方言”的標簽。

中國政府這樣做并非要把“外婆”趕盡殺絕,而是要確立一種北方語言為“正統”的地位。在標準字典中這樣寫,以后的學生就會不斷認為只有“姥姥”才是標準用法了。背后還是中國“書同文、車同軌”那套“大一統”理論再加上“正統論”的思維。

方言的消失

同為中國(漢人)文化,北方文化被推崇不限于普通話及漢字的范疇。以中央電視臺為首的宣傳機構,在幾乎每個方面都以“北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實際是漢人文化)的代表。比如,中央臺主持人常說,“中國人過春節的習俗是吃餃子”。實際上,即便在漢人中,南方也沒有吃餃子的風俗。京劇被視為國粹。實際上,京劇在滿清皇帝乾隆的喜好下才在徽州等江南戲曲的基礎上配以滿洲小調而誕生,迄今200多年。它不但晚于江南戲曲,就連在明朝就有“土腔土調”的粵劇也比它早得多。

根據統計,多年來,中國每年春節聯歡晚會(春晚)的主持人中,只有17%出生在南方方言區;歷屆總導演,只有27%的人次出生在南方方言區。春晚在北方收視率極高(普遍在50-85%之間),但在南方收視率普遍低于25%,在兩廣海南,甚至只有5%以下。

春晚上的各類語言節目(相聲小品等)中,很多南方人都聽不懂的北方方言(如東北話)大行其道,故意模仿南方口音的演員則與偷摸拐騙的負面形象相聯系。在2015年,語言類的節目中的南方節目只有一個,在民眾極大反感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在第二年調整。

在“大北方主義”的壓力下,很多中國方言地區的人民不但憤憤不平,還憂慮本土文化特別是方言的消失。這里說廣州與上海的例子。

在1980年代,廣州中小學還有不少以粵語授課;1990年代全面推行普通話授課;到了1990年代末,開始有學校開始禁止在校內說粵語(即在學校的課外也不能說,否則“扣分”)。廣州兒童開始有“普通話化”的趨勢,一些兒童連在家里也不說粵語。2010年,廣州政協建議增加在粵語電視頻道內增加普通話節目的比例,引起廣州人反感,呼吁保護粵語。稍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認為,要推廣普通話才能“以教開智,以文化人”。這直接激起廣州市民發動“撐粵語行動”。此后不時就有“撐粵語”的呼聲。

上海的問題比廣州更嚴重。廣州還有粵語電視臺(包括本地臺和香港TVB),上海卻很早就是普通話播音。上海早在80年代就已經有學校搞“說上海話就扣分”的活動了;1990年代的“推普活動”亦堪稱全國最積極。新廣州人學習廣州話尚有一定熱情,“新上海人”沒有多少人愿意學習上海話。于是到了2000年代初期,上海話的衰落非常明顯。

上海一個外援都沒有

這時為了“保衛上海話”,上海市教委引入“鄉土文化”,把上海話、上海童謠加入幼兒園教材中,但由于在中小學這個最重要的階段還是普通話教學,這些鄉土教育成效不彰。政府后來又重新允許電視臺制作有限的上海話節目,但同樣擋不住下降的趨勢。在上海本土社區“寬帶山”的討論中,很多人都羨慕粵語與閩南語,因為分別有香港和臺灣,需要顧及對外影響,而“上海一個外援都沒有”。

比較諷刺的是,2010年上海政府招募原居民,通過實地采集真實語言,由電腦記錄波形,專家注上國際音標,實地錄制原汁原味的“上海話”。把這作為“保護上海話”的措施。到了2015年,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還推廣這個經驗,啟動一項為期五年的工程,記錄并保護中國的“語言資源”。正如很多上海人所言,上海話要的是生存空間,而不是當作珍稀動物一樣被“保護”起來。其他語言不也是一樣嗎?

近年來,本土文化消失的焦慮進一步南下到香港這個傳統的粵語區。香港左派一直想在香港推行“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去年,一直大力推動普教中的左派校長蔡若蓮被委任為教育局副局長,更令人擔心港府強推普教中。今年年初,香港浸會大學生不滿把普通話列為畢業必修課,被中國批判為“搞港獨”,幾名參與者被學校處分。

一個多月前,一位大陸學者宋欣橋被刊登在教育局官網上的論文引發軒然大波。論文指“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香港人的母語應該是標準漢語”,即普通話。這除了違反常識之外,還有更嚴重的后果。因為在香港,政府口中的“母語教學”指的是用粵語教學;普通話是作為單獨的語言課(類似外語);其他科的教學用語也都是粵語。

但是如果母語變成普通話,那么母語教學就變成用普通話教所有科目。這甚至比“普教中”牽連更廣。當被質問時,無論特首林鄭月娥還是教育局長楊潤雄都顧左右而言它,連一句“我的母語是廣東話”都不敢爽爽快快地說出來。

和“大漢族主義”一樣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普通香港人都有擔心粵語文化流失的焦慮,這與上海、廣州等地的焦慮沒有本質不同。但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不但中央與建制派把撐粵語與港獨相聯系而加以打壓,就連港獨派也以此作為推動港獨的支點。于是“撐粵語等于港獨”這個錯誤觀念就不斷被雙方強化。這對捍衛香港文化非常不利。

無疑,這種“大北方主義”,如同民族問題中的“大漢族主義”一樣,都是錯誤的。其實,在大陸,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保存地方文化的必要性與急切性,捍衛本土文化的聲音不斷壯大。這次“姥姥外婆”之爭,網絡幾乎眾口一詞地批判,可見一斑。但這些聲音是否有用,視乎各種力量的博弈與是否找到解決之道。無論如何,各方言地區在這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也理應聯合起來為推動中國多元化及捍衛本土文化努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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